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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正在播放河南梆子“卷席筒”。何培忠是个戏迷,他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摇头晃脑地品着曲儿,手指还在扶手上有节奏地敲打着。

“啪”,谁把电视机给关了。

睁开眼,原来是妻子柳翠花。何培忠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这么快就完啦,会上讲些啥?”

所里召开全体工休人员大会,何培忠称病没去。对类似的会他从不参加,用他的话讲,叫“心操多了死得快”。

“还不是讲卖地的事儿。”柳翠花是个直肠子,快人快语。

“怎么样,有这事吧?”何培忠挺得意。当初他给妻子讲,妻子还不太相信。说地是国家的,哪有说卖就卖的道理。

“事情有,可不是像你说的。人家卢所长说,台湾的王先生要在这儿盖个大楼,想买咱们所里西墙根儿的那溜空地。虽说只有六十多个平方,但卖地是件大事,要报告了上级才能定。哪像你说的那么玄乎,什么国民党花钱买共产党的江山!尽是屁话。”

柳翠花虽是个农村妇女,但读过几天书,四八年的时候,还在村儿里当过几天妇救会主任。所以还懂得一些政策上的事。

何培忠挠挠头皮,站起来,边摇头边说:

“真是妇人之见。人家付部长说了,这叫透过现象看本质。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

“啪”,他打开了电视机。

刚一转身,“啪”,柳翠花又把电视机给关上了。

“你这是干啥?我正在听‘卷席筒’呢,捣什么乱!”何培忠真有点急了。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守着个电视机。我问你,大成的事儿你还管不管?”柳翠花的火儿比他还大。

大成也姓柳,是柳翠花娘家的叔伯弟弟。年青人嫌种地没出息,刚一搞改革开放,就跑到鹤州来找他的姐姐和当官的姐夫。何培忠那会儿还是军需仓库的主任,便利用工作上的关系,把柳大成介绍到当地的一家轴承厂做临工。

柳大成有文化,肯吃苦,脑子灵,厂子里上上下下都喜欢。那家轴承厂是家街道企业,厂长是个退休工程师,快七十岁了。见柳大成是块料,也有心栽培他,便收了他这个徒弟,手把手地从机械制造最简单的工艺讲起。三两年下来,柳大成居然成了气候,由一个玩土坷垃的农民,变成了生产轴承的行家里手。生产、管理、营销,样样都不含糊,去年被职工选为厂长,接了老工程师的班。

正当柳大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国内的轴承市场风云突变,由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签了合同的毁约,订了货的退货,大批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工人们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把个柳大成急得双脚直跳,满嘴都是上火起的泡。

万般无奈,柳大成只好向姐姐、姐夫求援来了,要何培忠帮忙借十万块钱,进一批编织机,搞个编织车间,暂渡难关。

都是靠工资吃饭的人,谁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钱?军队虽说比地方工资略高一些,但象何培忠这样的副师职,每月也就七八百块钱,刚够养家糊口。有点积蓄也不多,那可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这几天,何培忠老两口都在琢磨这件事。大成的事要帮,可怎么个帮法?一直没个准主意,真够挠心的。

两个人正斗嘴,听见有人敲门。

柳翠花过去开了门,原来是闺女柳絮。

何培忠和柳翠花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边,在报社当记者。小女儿跟妈姓,单名一个絮字。柳絮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做起了服装生意,几年下来也赚了点钱。成天穿戴得挺时髦,何培忠一见到她就头疼。

柳絮一进门,先抱着她妈亲了一口。然后把挎包朝沙发上一扔:

“妈,我还没吃饭呢。”

“哎哟,我的乖乖儿,妈这就去给你弄,你先歇会儿。老头子,把冰箱里的西瓜给絮儿拿出来呀!”

“妈,我要吃面条,不吃挂面,要吃你擀的面。”

“好,妈给你擀,擀得细细的,让我们小絮吃个肚儿圆。”柳翠花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

何培忠摇摇头,一边开冰箱,一边说:

“这么大了,连面条都不会煮,真让你妈把你宠坏了。”

“爸,也不全怪我妈,还有您的一份功劳呢。”说着,柳絮从何培忠手里接过一瓣西瓜,咬了一大口。连籽儿也没吐,就咽下去了。西瓜水儿顺着她的胳膊流得一地都是。

“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何培忠嘴里嗔怪着,脸上却挂着心满意足的微笑。

大凡当爹妈的都是这个样子。儿女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儿女的痛苦就是他们的痛苦。在他们的心目中,儿女高于一切。这种感情与生俱来,血脉相连,不掺一点假。

但是,这种全力以赴的爱,使得有些做父母的,于不知不觉之中忽略了自己的存在,甚至把自己摆到了一种极不平等的位置上。但他们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和丝毫的不安。

世上伟大而无私的父爱母爱,一旦异化,也会变成心灵的枷锁。

遗憾的是,古往今来的人之父、人之母们,最终戴着这个枷锁愉快地告别这个世界的,确实是大有人在。

这是人类爱的误区。

应该说,儿女和父母是相对的,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儿女有一天也会做父母,父母又何偿不是从儿女演变过来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罪。他们希望自己孩子的生活好一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要在儿女身上找回自己失去的一切,这种超乎寻常的补偿心理,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儿女的奴隶,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扭曲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柳絮刚啃完手上的西瓜,柳翠花就在厨房里叫开了:

“絮儿,快来,面好了。”

何培忠赶紧递过一张面巾,让女儿擦擦手。

柳絮来到饭桌前,柳翠花已经帮她把作料什么的都放好了。她调好面尝了尝,赞不绝口:

“妈,你做的面条真好吃,要是开个饭馆,包准赚钱。”

一说到钱,柳翠花立即想到柳大成要借钱的事儿,心中又涌起一团愁云:

“絮儿,你看你舅舅的事咋办才好?让我们帮他借十万块钱,到哪儿去借呀?把人都愁死了。”

“他给多少利息?”

“年息百分之二十五。”

“这么高的利息还怕借不到钱?”

“闺女,你帮你舅想想办法,你做生意,朋友多……”一听女儿的口气那么有把握,柳翠花立刻像遇见了救星,连何培忠的眼睛也顿时亮了起来。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看你们愿不愿意挑这个头?”

何培忠和柳翠花互相看了看,满脸疑惑。

柳絮连碗里的汤都喝完了,这才放下筷子,不紧不慢地说:

“爸,妈,你们怎么这么死脑筋呀?我问你们,银行的年息是多少?”

在家里,何培忠是从不管钱的。每月的工资都是由老伴儿去领,一个月花销多少,存了多少钱他从不过问。没去过银行,更不知道什么银行利息。一听女儿提出这个问题,他立即把眼光投向了柳翠花。

“银行里一百块钱存一年,好像是八块七毛钱的利。”

“这不就结了。你们老干部虽说钱不多,但总有些积蓄吧。你们说,咱院儿里哪家没有存款?其实,只要钱能生钱,存在哪里都一样。存银行,一百块钱一年只有八块七毛钱的利息,存我舅哪儿呢,一年是二十五块钱的利息,翻了好几倍。一百是二十五,一万就是两千五,你们想想,再傻再笨的人,也会算这个帐吧。不说多了,一家借五千,二十家就是十万。干休所一百多户人家,别说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都借出来了。”

女儿一席话,令柳翠花茅塞顿开。她一拍巴掌:

“哎哟,我的亲亲乖,还是你们年青人脑袋转得快。这几天都快把我和你爸愁死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

何培忠一听,也觉得是个办法,不由地点点头,如释负重。

“妈,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儿还有事呢。”说着,柳絮从自己的挎包里拿出几页纸,递到柳翠花的手上。

“啥事儿呀?我就知道,没事儿你不会回这个家。”柳翠花接过那几页纸一看,是产品说明书。

原来,柳絮最近进了一批毛衣,质量不错,就是样式老了点儿,颜色也不太鲜亮,不好卖。她灵机一动,想到了干休所。

“妈,干休所老头儿老太太多,我的毛衣肯定受欢迎。价钱嘛,保证比市面上的便宜。你帮我推销,每件我给你十块钱的提成。”

“死丫头,跟你亲娘还讲钱。”嘴上这么说,柳翠花真有点心动了。一件十块钱,卖一百件不就是一千块了?行,这事干得。再说,这是自己女儿的事,就是一分钱不给,也得帮这个忙呀。

“老头子,记着这事儿,帮着宣传宣传。”

“这,这卖一件,咱得人家十块钱。都是熟人战友的,合适吗?”何培忠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得人家十块钱?这钱是女儿给我们的,懂吗?”

“爸,你这脑筋再不换一换,就快成化石了!”

卢宪飞驾车撞断鹤山宾馆栏杆一事,省军区很重视,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下来调查处理这件事。

不久,处理意见出来了:

一、全区通报批评;

二、本人到宾馆赔礼倒歉,挽回影响。

为这事,卢宪飞先在党小组会上做检查,又在支部大会上做检讨,总算过了思想认识这一关。

这天,卢宪飞亲自驾车,第二次来到鹤山宾馆。这次,他是来赔礼倒歉的。

他的车刚一到门口,大门前的横杆便徐徐升起。值班的保安满脸堆笑,向他挥手致意。卢宪飞一看,真是冤家路窄,正是上回那个小保安。

他鸣笛致谢,然后减速驶进宾馆的停车场。

下了车,卢宪飞戴好军帽,又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上衣兜,那里揣着他的检讨书。

“解放军同志。”

谁叫自己?卢宪飞一扭脸,只见上次在大厅里打过交道的那位年轻小姐,好像是总经理助理吧,正站在路边朝自己招手。

卢宪飞不好意思地走过去:

“哦,原来是你呀,我……”糟糕,他把对方的名字给忘了。

“我叫范瑞仪,叫我小范好了。”

卢宪飞和范瑞仪握手时,没敢看她的眼睛:

“范小姐,我这次来,是--”

“走,先去办公室,我们老总要见你呢。”看见卢宪飞那拘促的样子,范瑞仪忍不住笑了起来:

“省军区群工处的一位同志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你今天来。所以,你的车一到,保安就通知我了。”说着,范瑞仪又看了一眼卢宪飞开来的北京吉普:

“还是上次那辆车?”

“我们就这一辆办公用车,上级配发的。”

看来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来意。卢宪飞的心情顿时没那么紧张了,说话也流畅了许多。

宾馆的老总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大块头,留着“板寸”,黑皮糙脸的,眼睛被脸上的肉挤成了一条缝。人们都管他叫“邓总”。

范瑞仪刚为他们做完介绍,邓总就从大班椅上站起来,隔着写字台,一把握住卢宪飞的手:

“小卢同志,我也是当兵出身,咱们今天交给朋友。你撞断了宾馆的栏杆固然不妥,可我们在管理上也有许多问题,比如……”

“不,不,不”,卢宪飞赶紧打断邓总的话:

“首长,不,邓总,都是我不对,太冲动了。看起来是撞坏了栏杆,实际上是损害了军民关系。这是我的检讨,请您过目。”

卢宪飞把检讨书诚惶诚恐地递给邓总,邓总接过来看都没看,几把就撕成了碎片,扔进纸篓:

“别给自己上纲上线了。部队对自己的干部要求严,这我知道。可问题还没到那份儿上,用不着戴这么大的帽子。再说,我们还要感谢你呢,你这一撞,把我们许多不完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都给撞掉了。对不对,小范?”

“那是,比如对进出车辆的车容车貌,我们以前的要求就有些苛刻和死板,至少没有考虑到部队的特殊情况。你一撞,邓总就让我们改过来了。”范瑞仪很机灵,顺着老总的思路,给了卢宪飞一个下台的梯子。

那边,邓总又说话了:

“部队为了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把军费压了又压,哪有那么多钱买好车?有点儿钱都拿去改善武器装备了,这我清楚得很。所以,我们这次专门定了一条,今后只要是军车,宾馆的大门是随到随开,任何人不许阻拦。”

卢宪飞真的被感动了。他紧紧握着邓总的手:

“谢谢,谢谢邓总。”

邓总是个豪爽、豁达的人,他拍拍卢宪飞的肩膀:

“小卢啊,我很喜欢你的性格,嫉恶如仇,敢作敢当。这是我今天特意要见你的主要原因。怎么样,晚上没有事,咱们一起吃顿饭?”说着,他凑到卢宪飞的耳边,压低了声音:

“我这老总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除了上边来人,我从不请客。为了咱们相识,今天算是破个例。给个面子吧。”

范瑞仪在一旁捂着嘴直笑。

还能说什么呢?恭敬不如从命,卢宪飞笑着点点头,算是认可了。他没想到,两次到鹤山宾馆,都有人请客。

饭瑞仪递给他一杯水:

“卢所长,你真有口福。我在宾馆那么久,还从没吃过邓总的饭呢。”

“好,小范作陪。”邓总抓起桌上的内部电话,要通了餐厅经理办公室。

周末的下午,照例是组织生活时间。

别看都是些退下来的老头子,组织观念强得很。发了工资的第一笔支出,肯定是交纳党费。党日更是雷打不动,读报纸,学文件,讨论发言,一个比一个积极。 按照党委的安排,今天下午各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传达、学习省军区关于“同意福寿路干休所有偿出让六十平方米空地,支持地方修建‘福生大厦’的批复”。结合国家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覃纪元是四支部支部书记。他刚把省军区的“批复”念完,下面就开始议论起来。

“卖地换成了‘有偿出让’,但这问题的性质没有变。不管怎么说,王福生毕竟是一个台湾来的商人,他买地修楼,还不是为了赚钱?赚钱就是剥削,就是资本家又回来了。”第一个发言的是何培忠。

“那你们老两口帮着你女儿在所里卖毛衣,是不是赚钱?是不是剥削?也是资本家回来啦?”

谁一顿揶揄,引得满堂大笑。

“俺们帮女儿卖毛衣跟这可不一样。当个体户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我女儿是个体户,我们帮助她,符合国家政策,一点儿不违法。”柳翠花站起来为自己和丈夫辩护。

“个体户还不是做生意赚钱,跟王福生有什么区别?”有人反问道。

“如果按资本的多少来划分的话,还是有区别的。王福生是大资本家,老何的女儿充其量算个小业主。五十年代搞‘一化三改造’,专门有这方面的文件规定。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吧?”好家伙,有人把三十多年前的文件都翻出来了。

“我女儿才有几个钱?连小业主都算不上。”柳翠花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和资本家扯在一起。

“再说,个体户是咱们国家定的政策,那王福生是台湾人,他凭什么享受?”何培忠此话一出,立刻成为众人反驳的“靶子”。

“怎么,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啦?连老蒋都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你想把它分出去怎的?”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何培忠赶紧为自己申辩。

“你这是‘台独’言论。”有人故意吓唬何培忠。

“算啦,算啦,老何纯属口误,不要搞无限上纲嘛。”

“那他说所里卖地是卖共产党的江山,是不是无限上纲?”

“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啥?我这会儿又没说。”何培忠自觉有些理亏,声音也小了。

“大家还是说正题吧,别扯远了。”覃纪元招呼了一声。

讨论发言进行得热火朝天,尽管还有些疑问和争论,但是,再也没有人坚持“卖地就是卖江山”的观点了。

到各个支部走了一圈,听听大家的发言,卢宪飞对和王福生老先生的合作充满了信心。

他回到办公室,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原来是王福生,看样子,他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王老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王福生赶紧起身,握住他的手:

“卢所长言而有信,这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福生大厦’能够如期上马,真该好好谢谢你。”

说着,王福生把一个红包塞到卢宪飞手中: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请卢所长笑纳。”

卢宪飞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手一缩:

“不行,不行。王先生,我是个军人,要遵守军队的纪律。我如果收了你的红包,不仅我要犯错误,连你的大楼恐怕都要跟着倒霉。”

“言重了,言重了!这种作法完全符合商业运作的规则,一点儿也不出格,有什么错误可言?再说,世界各地,包括大陆其他地方收红包也是很普遍的嘛。”

“其他地方我管不了,我只能管我自己。王先生,希望您能理解和尊重我做人的原则。”

王福生为卢宪飞的坦诚所感动:

“看来,这支军队还是老传统,没有变呀。见钱眼不开,这样的军队永远都是打胜仗的。我刚才在周司令那里,本来也想送他一个红包,没想到红包没送出去,还被老上司训斥了一番。惭愧呀,惭愧!”

卢宪飞给王福生倒了一杯水,递到老人手上:

“王老先生,红包我不能收。但是,我想问一下,您说的那一百八十万的租金什么时候能打到我们帐上?”

王福生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几份合同,放在卢宪飞面前:

“卢所长虽然是个军人,可极具商业潜质。这是合同,请过目。双方一旦签字,我立码先打过来五十万。等施工队伍开进现场,再打五十万。剩下的八十万,基础工程一完,马上结清。”

卢宪飞流览了一下合同,对王福生说:

“对合同的具体条款,我们还要研究一下,三天之内一定给您答复。到时候,我们再举行一个正式的签约仪式。”

“好,好,就这么办,就按卢所长说的办。”

王福生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突然举手,给卢宪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几天,何培忠的家里热闹非凡。

买毛衣的,买了毛衣大小不合适又拿来换的,还有退货的,再加上来集资的。一拨儿去了一拨儿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家里四间住房,临时腾出两间办这些事。

南边的一间大屋,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字:毛衣。表示这间屋里是卖毛衣的。买卖由柳翠花亲自张罗,墙角码着一堆纸箱,床上摆着几件样品,还挺像回事儿,跟真的一样。

朝北的小屋,门框上贴有同样大小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集资”。当门拦着一张条桌,柳大成坐在那里,负责收款,点钞,开收据。另外,还要耐心解答一些人提出的各种问题。

来集资的人,最关心的就是借贷方能不能按时还本付息。不过,大家一看收据上那鲜红的工厂大印,再加上又是熟人介绍,也就放心了许多。

何培忠呢,电视是看不成了。柳翠花给他分配的工作是烧水泡茶,每来一个人,他马上奉上一杯热茶。一些老熟人就和他开玩笑:

“老何啊,给柳经理打工,给你多少工钱呀?”

碰到这种时候,何培忠总是“嘿嘿”一笑:

“待遇还可以,你也来吗?”

于是,本来就喧闹拥挤的房间里,又飞起一串开心的笑声。

一个礼拜下来,真不错,二百件毛衣全部卖完。柳絮也很讲信用,当场给了她妈两千元现金。

晚上,柳翠花数着厚厚的一沓钞票,脸上笑得开了花:

“老头子,我这几天挣的钱顶你两个月的工资。这钱呀,给你买一块进口的电子表,你看你那表,从来就没准时过。你说,你喜欢哪个国家的?”

咦,怎么没人答腔呀?

再一看,何培忠脸不洗,牙不刷,早躺在床上打开呼噜了。

柳翠花轻轻叹了一口气,也难怪,天天端茶递水,老头儿真够累的了。

她抖开一床被子,轻轻地给何培忠盖上。然后关了灯,来到柳大成的房间。

“大成啊,你的钱也借得差不多了吧?”

桌子上摆着一份集资者的名单,她顺手拿了起来:

杨美华 3000元

付远亭 10000元

刘鹏山 5000元

曹永明 2000元

马胜德 4000元

张继海 2000元

欧阳丹平 3000元

……

一共是二十三家。多者一万,少的两千,连周司令家的褓姆吴妈都集了三千。

柳大成正在数钱,顾不上和她说话。等把手上的那沓钞票数完了,才笑嘻嘻地对她说:

“姐,多的都有了,不多不少,整好十二万。”柳大成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柳翠花一下子觉得手上的那份名单有千斤重。她拉下脸,郑重其事地对柳大成说:

“我告诉你,钱是借下了。这些钱都是老干部们一口一口省下来的,你可不能给打了水漂。一定要按时还本付息,一分钱也不能少。否则的话,你姐夫和我只有吊死在门前的这棵树上。”

“姐,你放一百个心。我柳大成连这点事都办不好,鹤州城这几年的大米干饭就算白吃了。”

柳大成的胸脯拍得梆梆响,可柳翠花的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她倒不是怕柳大成昧了良心吃黑钱,而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弟弟毕竟还年青,涉世不深。社会那么复杂,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这些老干部们交代?

她替柳大成算了一笔帐,一年下来,连本带息是十五万。天哪,他能挣下那么多吗?

一丝隐隐的不安爬上了心头。

柳翠花有些后悔了,当初真不该揽这件事。

覃援朝戴着一副大口罩,来到一家个体诊所门口。四下看看没人,头一低,掀开门帘钻了进去。

诊所的招牌上赫然写着:祖传秘方,专治阳萎。

这家诊所的挂牌医生叫方文儒,出身中医世家。年青时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医学专科学校读过四年书,因此兼通西医。

内、外、妇、儿,方文儒都行,但他最拿手的,是医治阳萎。他公然承诺:凡阳萎患者,如果吃他的药半年之内不见效,药费全数退还。

他在鹤州城里行医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还没有一例前来退款的病人。倒是墙上挂了不少痊愈后的患者喜得金童玉女的照片。

覃援朝和王虹虹离婚后,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方医生。

进了门,覃援朝用目光向方医生致意,然后径直走进了里屋。他属于方医生手中比较特殊的一类病人,这类病人有着类似的共性:身居要职,社会活动频繁,多属新闻媒介关注的热门人物。

这些人出于保护隐私和顾全脸面的考虑,大都不愿到大医院看这种一般人羞于启齿的疾病。

方医生医术高,医德好。符合这类人既要治病,又要保密的要求,自然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方文儒也掌握了这些人的心理,在给他们看病的时候,只要病家不说,他从不主动打听患者的职业、单位和家庭背景。

覃援朝等了约摸半个时辰。方医生处理完门诊上的病人,这才进到里屋。

方文儒六十有七,中等身材,红光满面,发须如墨,双目炯炯有神,一派仙风道骨,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

见了覃援朝,他拱拱手,微笑道:

“覃主任这一向可好?”

“吃了老先生几个月的药,真是灵验得很哪。我那点儿毛病,好啦!”

“好不好现在还很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什么时候,等覃主任抱上了大胖儿子,再说好也不迟。”

“借您老的吉言,这儿子我是抱定了。”覃援朝喜不自胜。

方文儒让家人上茶,用的是上好的鹤山毛锋。

本来,方文儒对当官的一向是敬而远之。他奉行一条祖训:民不交官,免生祸端。加上又是给别人治的这种病,所以,遇到当官的来看病,他从不多言多语。只问病情,不问其他,免担泄露他人隐私的嫌疑。

但是,偏偏覃援朝是个例外。

覃援朝这人是个热心肠,爱交朋友,喜欢帮忙。在鹤州的地界上,上至市长、书记,下至看门的,蹬板车的,三教九流,都有他的熟人,哥们儿。

方文儒有个小儿子,是市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春节刚过,市里给了设计院一个去美国考察的名额。那设计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种好差事,谁不想去?可是,僧多粥少,成天来找院长、书记的人,把他们办公室和家里的门栏都快踢破了。

万般无奈,院领导只好采取考试的办法,在够条件的人中择优选录。事先说好了“三公开”:名额公开;分数公开;人选公开。

这一考,没想到方文儒的小儿子金榜题名,中了“状元”。

前两个“公开”都兑现了,唯独这最后一个“公开”迟迟不亮相。眼见出国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可人选却一直定不下来。

说好了择优录取,分数也出来了,这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怎么老是遮遮盖盖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肯定有猫腻。

方文儒的小儿子去打听,领导们这个推那个,今天推明天,就是不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回到家里,方文儒劝他:

“算啦,争什么?你一没后台,二没关系,领导让谁去就让谁去吧。”

谁知他儿子偏不服这口气:

“领导如果要指定,那当初考什么试?明明是欺负人嘛。不,我非要讨个公道回来!”

他儿子一封信,把设计院的头头们告到了市里。

信访这一摊子归办公室管。覃援朝每天拆阅的这类信件少则十封八封,多则二三十封,是件很琐碎,很磨人的工作。

有一天,覃援朝来方文儒的诊所抓药,正好碰见他小儿子也在,父子两说起这件事,气愤懊恼不已。当时,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病人就是市委办公室的覃主任。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覃援朝记得收到的告状信中,确实有一封是反映建筑设计院的问题的。

回去之后,他立即把这封信找出来,在信的空白处写上“事关党风和知识分子政策。建议派人调查,如属实,应立即纠正。呈纪委韩书记阅示。”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派人直接送到书记的手中。

很快,书记的批复回来了。只有九个字:同意。抓紧办,完后告我。

拿到了尚方宝剑,覃纪元又以市委办公室的名义给建筑设计院的书记、院长打了个电话,询问此事。

一听说市里领导在抓这件事,设计院的头头们这下着慌了,连忙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写了个报告,交到市委办公室。原来,是退下来的老书记的女儿从中作梗,她考试成绩一般,却非要争着去,老书记也说了话。让院领导们感到很难办。

这事最后一直捅到了市委书记那里。书记在建筑设计院的报告上批了一段话:共产党说话要算数。你们怕得罪一个人,就不怕失去民心?

这话够重的了。

报告送回去的第二天,这难产的最后一个“公开”终于呱呱坠地。方文儒的小儿子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飞往大洋彼岸,搞他的考察去了。

事情办了,覃援朝一点也没声张。过了好久,有知情者问方文儒的小儿子,你们认识市委办公室的覃主任?他们这才恍然明白,是这么一回事。

方文儒是个很讲义气,很重感情的人。见覃援朝不提这事,更觉得覃主任情操高尚,可敬可佩。

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忘年交。

覃援朝喝了几口热茶,对方文儒说:

“方老师,我今天来这里,不为看病,有一件事想和您商量。”

“但讲无妨。”古书读多了,方文儒说起话来也是文白夹杂,文诌诌的。

“您老熟读医书,精通医道。虽年近古稀,仍然精神矍烁,一副好身板儿,真让人羡慕啊。”

“实不相瞒,家中有祖传养身秘方,常服此药,耳聪目明,发黑齿固,益寿延年。”

“我父亲所在的干休所,老人众多。他们从战争年代过来,疾病缠身。如今年纪大了,尤需调养治理。据我所知,全市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方老师如果能把您的养身秘方献出来,岂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覃援朝一语道破了他的来意。

“这--,还请覃主任细谈。”

方文儒为覃援朝换了一杯热茶。

“具体这样来操作。你只管献方,我来找合作的药厂。卖了药后,利润分成。至于怎么个分法,再谈。”

“我一辈子只是行医治病,从未涉足商场,更不以药谋利。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方文儒有些为难。

“老先生的观念该变一变了。商品经济,更崇尚竞争和创造。药方,是您的专利,这专利是你们家祖祖辈辈智慧的结晶。你把它奉献出来,既能造福于民,又能为自己创造财富,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早就想办一家男性专科病医院,可一直苦于没有经费。这下,把您的药方变成钱,您的愿望就将不再是一个梦。”

覃援朝的话深深打动了方文儒的心。他一拍大腿:

“好,老了,老了,再干他一场。覃主任,你见多识广,你来牵头。”

覃援朝起身,走到方文儒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方老师,我代表家父和所有的老人,向您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