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这才是日本人真实面目(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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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早年留学日本,后在日本工作生活,曾任中国细菌战原告团长,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和日本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王选精通日语和英语,能够以中国、日本及西方的多维观察,以现实和历史的视野,以个人细微的体验细细剖析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日本。    隐忍的日本人     记者:日本这次地震加海啸加核泄露事件,让中国人再一次聚焦日本,日本国民的冷静、秩序、隐忍震撼着我们很多的国人,也让中国人深感远远不了解这个离自己最近的邻居,作为80年代即留学日本,后又和日本政府打了近二十年细菌战官司

早年留学日本,后在日本工作生活,曾任中国细菌战原告团长,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和日本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王选精通日语和英语,能够以中国、日本及西方的多维观察,以现实和历史的视野,以个人细微的体验细细剖析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日本。

隐忍的日本人

记者:日本这次地震加海啸加核泄露事件,让中国人再一次聚焦日本,日本国民的冷静、秩序、隐忍震撼着我们很多的国人,也让中国人深感远远不了解这个离自己最近的邻居,作为80年代即留学日本,后又和日本政府打了近二十年细菌战官司的人,怎样看日本引起的中国人惊讶、敬佩、疑惑交织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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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和服的日本女人

王选:虽然我和日本交往很多,但这次地震还是让我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一刹那间就会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对日本来说,自然界是不定的,无常的。日本人的宿命论也许就是这么来的。日本人会自动的去想象并讨论日本列岛的沉没,过去我觉得是日本人过于担忧,现在觉得是有根源的。靠海而生造就日本人“船上人的性格”,人生的漂浮性、流动性,随船走,不贪浮财。

日本人还常常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丸”在日语里就是船的意思。船上的人是在海上活动的,分工明确,同生共死,要想打到更多更大的鱼,就要冒风险。经常发生的地震,也影响了日本的生活方式。

一位日本朋友到日本我家的住处,瞅着书架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书,问道:“要是地震了怎么办?”,可真是,我怎么一点没想到。八十年代刚到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觉得奇怪,经济大国日本人屋子里的家具怎么那么简单,还又轻巧。所以日本人发明了很多袖珍的,便于随身携带的用具。

应该说无法改变的自然的无常性,会使生存其中的日本人的性格生成某些特征。

记者:一个中国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所有的一切,但老人脸上没有悲痛,而始终有微笑,这是中国记者所不能理解的。老人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被西方人称作的“日本式的微笑”,Japanese Smile?这是不是日本人的一种集体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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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街头

王选: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经历这么大的灾难,心里都会是很悲痛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日本社会文化不鼓励人感情外露,喜形于色。比方说,我们看到日本电影里演员的感情表达会很节制,比如高仓健,话憋在嘴里,泪是收回去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的表达就比较放开,也比较放松。但是高仓健在中国也很有人气,他收敛的表情还是把想表达的都表达了。在日本,“沉默是金”,“雄辩”一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成为缺点。话越少越好,敛而不露,特别是男人。在日本,最受喜欢的品性也许就是“majime”,即忠厚、老实、认真的意思,有时候还包含刻苦的意思。最受赞许的也许就是“节制”,甚至于表情、话语。

全世界的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法国人的性情都是有各自的特征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所谓Japanese Smile是有的,日语的教科书里也提到,这种笑让西方人别扭,中国人也别扭,在完全不应该笑的时候,嘴上挂起一丝微笑,那种感觉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我到现在都不习惯,什么意思。

日本人的表与里

记者:微笑、礼貌、歉让、道谢,日本人脸上好像有一层壳,带着一张面具,你看不到底下的东西。

王选:彬彬有礼本身就是一种距离的保持。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到日本去,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一般都会感觉到这种人为的距离。日本精神分析临床医师土居健郞两本名着《依赖的构造》(第1版1971年,第2版1989年,弘文堂)、《表与里》(1985年,弘文堂)被翻译成英文,以满足特别是英语文化圈的人对于日本人理解的需要。《依赖的构造》2006年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依赖”――amae一词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接近依赖、依附、依存的意思。“amae的构造”指的是人群内部,比如家庭、团体、企业等关系很近的人之间的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存关系,这种关系使被绑定的人们不去把道理讲得清清爽爽,是非分得明明白白。土居健郞把这种日本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依赖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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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构造”内部的例子,80年代末,我在东京的一所商业性的英语教育学校教书打工。那个学校有很多分校,散布在离开市中心有些距离的市镇上,每个分校收来的学费,都放在总部的一个盒子里,不加锁的。放的时候,也没有人点数。我不管收费,所以也不去看那个盒子长什么样子的,再说心里还是有些不适应吧。果然,有一天,说是钱少了。理论上来说,去过总部办公室的所有的人都沦为怀疑对象,包括我在内。这个钱还能找回来吗?

这个“构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独立的存在空间呢?不可能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或者完全一样的人,于是,就得分成“表”与“里”。在结构的群体里,根据关系的绑定,显示的一面是“表”,而私下内心里还护着一个“里”。“表”是社会化需要的角色履行。英文版《表与里》的付标题就是:个人与社会。

日语里面有“私的语言”,这个在中文里没有。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公开的场合称呼对方的时候,需要视对方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选择称呼,没有中性的“you”这个词;甚至在对方面前提到自己时,也要这么选择合适的称呼,没有中性的“I”这个词。假设说这是“表”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或者脑子里思考的时候,称呼自己和称呼别人就不受以上约束,不必用尊称称呼对方或以谦称称呼自己,以表示对对方按日本礼节应有的尊敬,可以用一些比较随便的称呼,或者带有憎恶喜好色彩的称呼,那就是相对于“表”的“里”了。这种“私的语言”表达还不限于人称。

“障子”遮护下的日本人

记者:《菊花与刀》里边有一句着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话: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甘认摆布,既忠诚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等等,而我们日常看到的日本人似乎又在印证这个说法,比如: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卧在榻榻米上;拼命工作,加班以致过劳死,下班又疯狂喝酒唱卡拉OK。这是不是就是日本人的表与里?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性格当中的分裂倾向更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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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治家门

王选:以上讨论的“依存的构造”和“表与里”是互相作用、相互存在的。日本人不能叛离这种依存结构,于是就有了这种两重性,还不是一般心理学上说的分裂的两重人格,那只是一种表达和表现上的两重性,所以中国人需要习惯于透过这两重来理解日本人。从这点上来说,觉得日本人也活得挺不容易的,他们的自我表达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和制约。有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了什么事,可以逃到新疆去,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一辈子不见面。

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逃哪,一逃就到头了,所以我们好歹都得一起过。这令人想起钱钟书说的围城,一个被围了2000年以上的岛国,人就被围成这个样子。日本人有时称日本为“孤岛”,被海洋包围着,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又进不来,连成吉思汗的军队都没打过去。还基本是单一民族。

常常有把中国和日本拿来比的,实际上两个国家在很多基本的方面根本就不对等,不对等怎么比。中国以前是一个天下的概念,历史上融入中国的民族有多少,修了长城都拦不住,融入后又变迁、移民,考证都成了一门很大的学问。中原的开封、南海的泉州还有犹太人呢。而日本人呢,是一个民族,一家子里的人。90年代初有西方人评论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部落。不过,自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社会也不断开放,日本的年轻人打零工攒了钱就出国,也不在乎“终生雇用制”,没那么别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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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留学时,打工教过托福考试班,班里的学生都到美国、欧洲去留学了。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学的是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去西班牙学踢踏舞、去法国学烹调、去英国学英国英语、去美国学美国英语,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不像中国人那样在乎学位。后来,日本年轻人转而去传统与文化独特的亚洲、非洲、中东、南美小国家了。

日本人表现得很谈定,但是作为人,肚子里的喜怒哀乐和你我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铁、电车里秩序好。同时我个人的经验是,上了电车,如果有空座位,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动作快,先坐上了。我算是灵敏的,但是不能和日本人比,他们快捷得像魔术师,不动声色,还温文尔雅。

日本人从小就是这样训练,冬天穿短裤,短裙等等。日本人一般不在别人面前谈自己和家人,在人前袒露,会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总是用周到的礼貌小心地守着自己的一块“里”的空间。日式房子里有可以拉的纸和木架的门叫“障子”,可以随时拉起来,隔出一个独立的空间,当然“障子”和墙不一样,没有完全隔离的功能,只是“遮挡”,这是一个小巧的国度里的人,又互相依存,又要保持相对独立用的一种道具。

记者: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有一种抑郁、悲观的一面。日本人似乎有一种怕被抛弃,被群体抛弃的感觉,他们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忠诚度特别高,这有什么社会、制度和文化原因吗?

王选:日本人有保险、社会福利制度,这次地震海啸,政府也出来说买单。日本老百姓知道有人会来管他们,有安全感。这是日本人淡定的物的基础吧。再说“依赖的构造”中的所有人都同样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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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这种安全感,历史上,中国人往往依靠家族、亲戚的帮助避难救灾。再说中国主流信息会堵塞,即使有,小百姓也会觉得不可靠,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中国人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救自己。

中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隐忍有秩序?那怎么可能!中国就是一个插队的社会嘛,大家都找关系,不就是插队吗。当然现在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来了,插队的必要性在降低,高铁、高速公路,不插队、不争先恐后也能坐上火车上舒适的座位。不过,还是经常遇到有年轻人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起身的告诉你,请你换到另外一个原来他或她的座位上去,也不管你是否乐意。日本的新干线坐了20多年了,还从来没遇见过一次换座位的事。

装在框框里的日本人

记者:初到日本看到街上的招牌很多汉字,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长得差不多,会让人以为两国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发现日本很现代,很西方。而实质上日本不东也不西,有的学者说,日本好似洋葱,剥掉东方的,剥掉西方的,核心什么也不剩了。

王选:从民族形成到国家的形成,日本和中国都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到对杨丽萍的一个访谈,觉得她真了不起,白族,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但她对本民族的文化那么的自信和骄傲,用她美丽无比的舞蹈挑逗着现代社会的凡俗,呼唤着我们基因里的远古的记忆。哇,太了不起了。中国在这方面和美国像,就是移民组合的国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基因混合。只是移民的时代和条件很不同,融合的过程很长很曲折。南宋小朝廷所在地杭州市民吵架时,第一句话往往会说:“你是从拉里来的?”。

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别人,只有把自己适当的包起来。日本人离开这个“场”,置身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场”,原来的压力系统突然没了,会手足无措,原来被框在那里的东西会反弹出来,日本军队侵略战争中的大量暴行,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土居健郎的《依赖的构造》里也提到了:

“所谓‘出门在外,无所顾忌’。就是说在家门口时,均进进出出礼貌待人,谨言慎行,一旦到了异国他地,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曾多次遭受外国人的非难和指责。”

所以人的内在的修养,也就是懂得道理,按照道理去行为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话说回来,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外国,没有那么不自在了。由于从小就要参加很多体育活动和训练,他们一般来说体格健康,再加上礼貌的举止,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

日本经济起飞之后,引起西方的关注,许多人到日本,那时候出了不少英语写的有关日本的书,日本人称这类书为“日本人论”,日本人自己也写。戴季陶也写过《日本论》,很是经典,就是说不过时。

日本人说他们的文化是“be”文化,是顺其自然而存在的,被动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采取行动的,主动的文化。日本人身上的许多规矩,是被从外部加于的。任何东西都被装进一个框框里,规范着,所谓“型”,模型的“型”,也是方式的意思。而中国人讲究内在的修养,所谓修身养性,从内修出来。日本是一个“型”的社会,型在社会行为、习俗中被刻意遵守,强调,“型”也就成了它本身的意义,日本人在对“型”的遵守中,寄托了美学。

比如说一个礼品,至少有三层包装,最后放入一个带着漂亮图案的口袋,每一层包装都是令人叹息的美丽,里头可能就是一块豆腐。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打开的过程中,显出的一层又一层的精巧和色彩,往往又是上品的,给人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呢。这也是节俭的日本人的一种奢侈吧。那些包装用的纸和盒子我从来不舍得扔掉。低碳经济。

在日本“型”几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礼物只有两层包装,那就还不是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一,失礼;二,你错了。在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国,农民、乞丐也可以当皇帝,只要你有本事把原来的皇帝打倒在地。

日本制作军人佩刀的匠人,只管把刀作得坚韧、锋利无比,这就是他的价值。至于锋利的刀,终究是要用来架到人的脖子上这回事,他们是不问的。这是伦理的缺失。形式成为本质,就像京剧,一招一式里的美,日本的茶道、柔道里的规范、规矩也是这样。

那时候的西方人的“日本人论”里,一般都认为日本社会是confirmative,也就是说“顺应型”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顺其者昌”,这种社会使得人人都遵守统一的“型”,和大家同样是最为安全的,不一样,往往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甚至白眼。日本人常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怪呀”,女人们还延长每一个音节的说。神户小山上被游览的小洋楼被叫做“异人馆”,那是猫眼睛的西洋人造的。

90年代初,我在筑波大学读书的时候,便宜的学生宿舍期满不能再住了,就搬到了一个圈起来的单栋民房小区,因为住的是各种“异人”留学生,以色列、法国、希腊、伊朗、阿根廷、巴西人...,当地日本人叫那个地方“外人动物园”。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记者: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错位,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很了不起,素质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认为就是这点不好,是被压抑出来的?

王选:说日本是高压社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日本人自己也这么说。90年代初日本人有钱了,男女老少出国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美国。到了美国,日本人有两大惊叹,哇!美国实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国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击性的性格。他们告诉我,在美国,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谦让、礼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几年前,我也领教过。有一次我坐新干线从东京回关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车子开得很慢,过了一阵子,车上广播用一种非常机械、低闷、乏味的语调说,因为前方大雨,车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后车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哪。

全车厢的人,没有一个人吭一声,也没有一个站起来。日本人可能平时上班挺累的,这么一来,正好睡上一觉,再说这是由于自然界不可逆转的原因,迟到了也无可指责。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夜,车厢里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实在单调难忍,边上那个三四十岁的日本男人一点动静也没有。灯光昏暗,又不能拿出书来读。突然广播里又叽里咕噜的讲了几句,还是那么沉闷乏味的声音,列车慢慢的开了,把我们拉到离东京不远的静冈站停了下来,车门刺拉的开了,大家下去活动,我也跟着大家一起下车。

跺着脚原地跳动的时候,和边上那个人打了个照面,他人模人样的笑了笑,眼睛还是亮的。几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静。车子一路开到关西,已经是第二天早晨。那一个交换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车厢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点像村上春树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啥都不问,不必问,他绝对信任新干线的处理,二是他也别无选择。

那种把自己的权利全部交给他者,对外在的秩序、规范,甚至于政治的绝对依托,日本人称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种依存结构的社会心理吧。这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来应该是要自己来行使、管理自己的权利的。

记者:“依托式民主”?

王选:阿姆斯特丹大学荣誉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后发表的文章中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日本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中,他从来没有将日本人视为“隐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借自己的苦难而给他人添麻烦。他们相信并且依赖由精英组成的日本高层,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向以来日本人都是这样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车,没有一个人去怀疑,去询问,他们相信事情有担当的人在那里处理,他们是在被照应的,不添乱就行了。

这次海啸暴露出这种依托式民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产生的缺陷还可能致命。少了监督,精英难免怠惰,管理难免错误。自民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党政权想改变官僚政治,显然遭到了一个死板僵化的结构性的阻碍。此间,随着金融危机,地震就来了。

战后,日本人曾经认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团糟。二战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当时是军事学院成绩最好的人进日军参谋总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战后一直强调平等教育,学校里面不排名次。

缺乏对精英的监督是很要命的。东京电力有十几个副社长。日本社会有个惯例,部里的高级官僚退休后,就到东京电力这样的大企业里任职,称为“高官空降”。比如通产省的高官下来很多人都到了大企业里,日本官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前一段时间菅直人政府废止这种惯例的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大企业和自民党的关系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一般是国家把政策性的大项目拨给那些大企业,大企业从政府拿到大单子,再转手承包给中小企业,包括进出口的配额。大企业靠这些退下来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国家的政策也靠这些大企业来支持,大企业也把自己手里的选票交给自民党。

东京电力这次受到日本媒体的质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为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内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断。

反正这一震把日本的问题也给震出来了,菅直人说这次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战争,我想是没有的,但是肯定是战后最大的。中国人在赞赏日本人的隐忍,我想还是再看一阵子再去评价。日本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战后美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有一句名言,说日本是一个不需要爱国教育的国家。

记者:我们是否过于关注日本的经济奇迹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日本?你这几十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王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关注,一直以来都集中在经济方面,也有一叶障目的倾向。我们是从我们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看日本的,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就用经济的有色眼镜去看日本,全是经济,几乎没有别的。前面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着,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两本名着中还只有《依赖的构造》有中文版。还有一种就是用侵华战争的历史印象去看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战后的一段视而不见。

3月27日,一些日本市民也起来反对核电站建设了,他们要求“停止全部核电站运营”、“更换能源政策”。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均衡发展就成为课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到我们村里做细菌战受害农村社会调查,他在中国很多农村社会做过调查。他说中国现在和日本急速发展的时候很像,GDP增长很快,但空气、河流污染,良田消失,他说中国不能重复日本的错误。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业家到中国市场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对我说,中国千万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样。那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人老是要夸耀他们国家贫富差异小,按他们的说法是一亿中产阶级。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才有点明白过来。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让日本人非常吃惊。一濑律师和我讲,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游客在银座购买奢侈品。我从来没有在银座昂贵的高级百货店买过东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师的事务所在那里的话,恐怕到现在都还不一定去。周围的80年代出国的穷留学生里头,那时只有我家订了一份报纸,还是英文的,剪报还存着,有两大箱。


本文内容于 2011/8/27 18:08:56 被中华民族之魂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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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日本人说的太好了吧,如果日本人果真是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和731,像安倍晋三这样的无赖也就不会有这样高的支持率。作者代表中国民间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十五年的细菌战诉讼,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意识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十五年后还剩下多少中国情结?难怪诉讼至今都没有结果,作者在贬低中国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想一下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汉奸化了的“精英”。

16楼chenaly

我不想去了解现在的日本如何, 因为那跟我没关系.

我只想知道 3500万人的血债我们该在什么时候找他们还.


杀了人就跑了, 说不过去吧!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国家报仇千年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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