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廷高薪难养廉 为何洋人控制海关能保持清廉

陈继承 收藏 46 10159
导读:李鸿章谈心 “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唐人李商隐的这阙诗,讲的是“勤俭”方能持家兴国,老生常谈了。其实,“勤”、“俭”并非一体,“勤”之相对是“懒”,“俭”之相对才是“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凡世人,大多喜“奢”不喜“俭”,“勤”力劳作,为的就是能尽早由“俭”入“奢”——当然,“奢”有大“奢”、中

李鸿章谈心


“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唐人李商隐的这阙诗,讲的是“勤俭”方能持家兴国,老生常谈了。其实,“勤”、“俭”并非一体,“勤”之相对是“懒”,“俭”之相对才是“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凡世人,大多喜“奢”不喜“俭”,“勤”力劳作,为的就是能尽早由“俭”入“奢”——当然,“奢”有大“奢”、中“奢”、小“奢”,食不果腹之人,能顿顿红薯稀粥即是“奢”,钟鸣鼎食之家,琥珀为枕亦还算“俭”的。


求“奢”之心,乃是人欲。既是人欲,在鸿章看来,就是天理。倘若非要通过“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天理亦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只能出些朱熹之流的伪君子,已所不欲,偏施予人,以“天理”之幌子为其一己之“人欲”张目。人欲如江河,不废万古流,唯有善加导引,方能得水利,而不为水患。


耗羡归公


齐家治国平天下,端的是不能靠“寡欲”二字,而要在规矩导引上下工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之根基。鸿章从不讳言,大丈夫当做大官、办大事,亦需挣大钱——至少不应让家人为衣食而忧。“学得经纬术、卖予帝王家”,出将入相,挣功名利禄,亦可算是士大夫独门生意。“千里做官只为财”,固然是格局忒小了,但“千里做官先为财”,却还算是正解。自己立定脚跟,方能达则兼济天下。


前明大家顾炎武曾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康有为亦道:“求人则无气,久贫则无耻。”倒是难得说了句实话。前明亡国,官场腐烂是关键。而官场腐烂,很大一个肇因即是官吏过多,衙门架屋叠床,且又设立东厂、西厂、锦衣卫等耳目以防变图稳,粥少僧多。没料到,愈想防变图稳,愈是多变难稳。官吏饕餮,圣贤教诲又岂能抵冲微薄薪俸?正道上得不着,只好捞偏门,愣是将一个能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国家弄得遍地贪官,民不聊生。

大清开国入关,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多数仅能养家糊口,顺康二朝(顺治、康熙)亦如前明,贪渎横行。其一即是征收耗羡(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之损耗,亦称“火耗”)。此本为前明弊政,国初虽屡有厉禁,却禁之不能。彼时以八旗之军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酷,发之令一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倘真想禁绝耗羡之征收,亦不会太难,可见还是撼人易、撼自己难。彼时民政之酷烈,不亚于前明,与圈地蓄奴相比,征收耗羡亦不过是小节而已。


康熙朝与民休养生息,定“永不加赋”,耗羡一项即成官吏首要的“正道”财源,河南甚或有征收一钱五分的(1两银子征收1钱5分的火耗,即15%),横征暴敛,国库分毫难得,百姓痛心疾首,肥的只是中间的硕鼠。


至雍正朝,世宗皇帝整饬吏治,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对贪官墨吏大开杀戒之余,亦实行“耗羡归公”。征收耗羡,虽是残民之道,却又是难治之疾,与其放任,不如明定其额而归公,统收统支。于民而言,其害稍轻;于国而言,略增国用;于官而言,废私为公。“耗羡归公”,取之于官(实乃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为官员发放养廉银,指望凭此待遇而令官员免于贪黔,洁身自好。


“耗羡归公”,入库后三成分肥,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作地方公用,一份给官员养廉。各省依品级发放养廉银,多寡不均,皆比正俸禄高出数倍至数十倍,甚至多达二百余倍,官员因此大受其益。自此,即便官清如水,亦能稳得一富家翁。


欲壑难填


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最好。一则固然因“耗羡归公”发放养廉银,官员们得了实惠,贪墨之心略淡;二则因世宗皇帝乃是有名的冷面皇帝,既有密折制度确保耳目畅通,又用严刑峻法铁腕治国,官员畏刑,亦不敢妄动。


养廉银起初只为地方官独有。京官在薪俸之外,还有俸米,常有恩俸,亦不需如地方官那般为公务雇请师爷随从,日子本比外官好过。养廉银实施后,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倒成了“穷京官”,他们虽非亲民之官,不便直接取之于民,却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势不得不仰外官馈遗。而外官为维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与之为敌。每遇季节,外官必赠京官财物,夏季谓之冰敬,冬季则谓之炭敬,吉、凶、庆、吊无不赠遗,名为礼物,实乃分润。


乾隆朝,养廉银发放遍及京官及军官,雨露均沾,厚禄却更难养廉。一则因养廉银之肥瘦因地、因职而不均,难免得陇望蜀。得不到“蜀”的,虽然手里拿着“陇”,也还是觉得自家吃亏,要从百姓头上打主意,填平这“陇”“蜀”之间鸿沟。二则因养廉银已成分内应得之财,在其位、得其银,与德能勤绩无关,丧失了原本“奖廉惩贪”之功效。三则因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如世宗皇帝般严刚果决、不吝杀戮的毕竟少见,官员不再畏刑,官场一派和谐,民间自然就难和谐了。耗羡虽已归公,打不得主意了,但只要大权在手,捞钱门道多得很。


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嘉庆、道光、咸丰)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官吏中,即非贪得无厌者,也不得不取给陋规以资挹注,否则难以立足;而不肖者,则以为多取是贪,少取亦是贪,等贪、多贪可乎?上行下效,一部、一省、一郡官员莫不皆然,上宪和言官即使能独善其身,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皆耗于官府之剥削。


即令鸿章等征战在外之将领,一战之后,最怕的就是军费报销。倘不能上下打点,户部官吏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就算你在疆场上百战百胜,也要被算盘珠子打得落花流水。而此种陋规,往往高达二成(20%),以动辄千万两之军费计,此乃一笔惊人之数。


更有甚者,为补财用之不足,朝廷大开纳捐之途。官职乃是公器,纳捐本限于虚衔,而不能出任实职,但此类禁令,无非是为吏部及执掌升迁任命之大吏增一财路而已,只要银子到位,捐纳之官也可遇缺实补。彼辈以官为贸易,实权在握后,自然要将本求利,加倍捞回。朝捐于官,夕害于民,捐输十百,取偿万千,岂能为区区养廉之银而裹足不前?


正大光明


厚禄养廉,其要在于“养”。“养”既是和风细雨之培植,亦需要间苗修枝之约束。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此正是养廉银难养廉之症结。


顾炎武曾说:“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此言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忠信”加“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


社稷公器也,唯有德者居之。但是,德之有无及高下,极难辨别。人非圣贤,奢谈道德者,往往多是伪君子,言行不一,还不如真小人。西人将官员皆当做小人、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实在亦是防患未然之不得已之法。


反观我中国,雍正朝之前薪低俸薄无法养廉,雍正朝之后薪高俸厚依然无法养廉,显见,俸禄之厚薄并非症结。林林总总之衙门中,细数下来,唯有海关税司一枝独“清”,其中缘由,实值得世人及后人深思。


海关税司,乃是我中国唯一由洋员掌管之衙门。以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为首,数十年来,精耕细作,竟成国家财用最大之支柱,亦是最为廉洁之衙门。世人多以为,此应归功于赫德倡议之“高薪养廉”。海关之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远超寻常官员数十倍,于列国之中亦罕见,因此列国之人才,莫不以效力中国海关为荣。


海关之廉、之能,依鸿章之见,并非只是来自“高薪”。“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但凡海关官员,无论籍隶中外,升迁提拔,皆要考核德能勤绩,如不够格,即令是赫德之英国亲眷,亦不能例外;而一旦有吃拿卡要、玩忽职守的,必予处分,且处分极严。海关规章,事无巨细,皆张榜公布,务使中外商民透彻明了,亦以此杜绝官员“钓鱼”执法之漏洞。因此,但凡与海关税司交往,一切照常办事,守法商民勿需畏官,违法商民无处通融,两造“无猜”。


赫德尝在其《局外旁观论》中道:“(我中国)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此乃虚言,即以养廉银为例,制度其实仅及高薪,却未及如何以“高薪”来“养廉”。跛脚“制度”,想不成“虚器”也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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