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日本是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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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绝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


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看成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前面几章,把日本“祀”的起源变迁大约说过了。就戎的方面来看,日本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也是我们不十分留意的。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它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绝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它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它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这一个道理,很多人是认识错误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它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治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虽然是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众意思和统治者意思两个重要事实作基础,从实际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军国的企图能够确实成立。而且就整个政治机能上看来,内阁的权能实在薄弱得很,与其说它是内阁,毋宁说它是最高行政会议;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称号恐怕不能确实掌握军国,于是再加上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掌握政治中枢权能的枢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另一方面是政权的最高集中点,而实际上却是军令机关的政治代表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近数十年当中,各国的思想传到日本之后,尽管可以风行一时,而能长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只有适合于它这一种国家目的的思想。反之,则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少数人的玩赏,而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


再从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军阀同化。如果反乎这一个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难而退。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之于日本,而法国式的小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的。自由党的势力,一附于伊藤,再附于西园寺。西园寺虽是公卿,而其实是很聪明的能够顺应军阀的趋势的人最近分裂之后,老老实实地附到田中大将的麾下去了。进步党溃裂之后,留着一个国民党的残骸,当桂太郎出而组党的时候,大多数的议员,也都走到他的麾下。这种情形,有人说因为日本的政党,民众的基础太过薄弱。其实民众基础所以薄弱自有原因,过去许多年当中,在军国主义笼罩之下的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军国主义而不讴歌政党政治的。这一个军国主义的势力,到桂太郎出而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发生破绽了。大家都晓得,长州军阀的元老,除了山县有朋之外,第一个最有势力、有资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陆军大将公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权可以说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何以他要舍了军事上的地位而投身于政党的活动呢?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见日本民众势力渐次勃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洲帝室的崩溃,给了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也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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