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秘史: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中央的致命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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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章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一家老人病院。他的一生曲折、跌宕并逆转--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功臣宿将;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建国之后……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分手后,双方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战,都把争取的目光投向对方的军事将领。 军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 一样的激愤,不同的内容。 党中央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和依仗

文章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一家老人病院。他的一生曲折、跌宕并逆转--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功臣宿将;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建国之后……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分手后,双方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战,都把争取的目光投向对方的军事将领。

军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

一样的激愤,不同的内容。

党中央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和依仗武力的军阀作风而愤慨。9月10日,中央在北进途中,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 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第二天,中央用简洁的文字和强硬的语气,命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北进:“(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对于在最后关头同意南下的右路军将领,中央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宽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后,也始终采取了有别于张国焘的争取政策。就在中央率军北上的当日,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四点指令: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则为自己蒙在鼓里和被丢下而愤懑。陈昌浩的情绪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写信傅钟、李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了,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中午时分,陈昌浩主持召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的脾气暴躁至极,大骂“中央‘右倾’、‘怕死’!丢下右路军‘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会开到黄昏,他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

傅钟听他杂七杂八地发了半天火,也没有听明白,私下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陈昌浩负气地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②

与陈昌浩负气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现得更为矛盾、苦闷和无奈。他没有发言,即使是开会的时候,也是躺在门板上,不住地叹气。在接到中央要求徐、陈立即跟进的电令后,他彻夜难眠,偷偷地哭了一场。他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部队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其他右路军高级将领大多处于懵懂之中,他们一方面想弄清事变的内情,另一方面主张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李先念率部回到巴西时看见墙上到处贴着攻击中央北上的标语,对陈昌浩说:“这是内部的事,为什么捅到外边,公开贴标语?”陈昌浩肝火正盛:“你懂什么,少管闲事!”

张国焘更是暴跳如雷,他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脱离了控制而恼火。张国焘在与陈伯钧的谈话中,曾不小心透露出他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强调军令的严肃性,用总部控制所有武装力量,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内斗争,逐步统一中央的思想。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以嘎曲河涨水为由,拒绝北上;利用徐向前、陈昌浩不忍分割四方面军的心结进行摊牌,强迫右路军南下;然后利用兵力和人数占多的优势,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当每一步都按预定计划向目标靠近时,突然间,他的主要对手在夜幕下消失了,像一只飞鹰破笼而出,冲入云霄,随之而来的懊丧、烦躁和肝火可想而知。

9月12日,他在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转呈中央的电报,把滔天怒火倾泻到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身上。他一连质问毛泽东5个问题:

“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并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相遇,团长受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在)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重要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何以至此?”

张国焘的五问,隐藏着五个潜台词:我张某人忠心为党,只要有利于团结,无不乐从,你们为什么意气用事,不以革命利益为重?你们放弃职守,率领一部秘密出走,怎么对得起上级领导机关(共产国际)和地下的先烈?你们名曰执行自己的战略,不留一人一枪于徐、陈处,这不是分裂又是什么?你们出走之后丝毫不顾及友邻安危,造成红三十团团长及指战员百余人伤亡,这与纵敌伤友有何区别?你们前脚走,胡宗南立即知道了消息,并相应进行了兵力部署,乘间得利,是不是你们泄密还未尚可知!

张国焘一口气送出了“出走”、“分裂”、“泄密”、“纵敌”、“伤友”等帽子。每顶帽子,都可以置毛、洛、周、博、王于死地。

随后,张国焘又直接发电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指责毛泽东等人“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他预言“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始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这两封电报都是张国焘单独署名,因为朱德反对南下,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俄界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认为张国焘有可能北上,也有可能拒绝北上,为此,党中央在俄界发了八封电报,等候了3天,望眼欲穿。(略)

面对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呼声,毛泽东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智慧与克制,强调不把事情做绝。他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对张国焘做组织结论、不把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军级以下干部。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张国焘反其道而行之,攻击中央,开除毛、洛、周、王、博党籍,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是做情绪的主人,还是做情绪的奴仆?毛泽东与张国焘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毛泽东选择了理智。在俄界会议上,刚刚从虎口脱险的中央领导人非常愤怒,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摇着头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做就做绝了,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张国焘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他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

正是投鼠忌器,毛泽东才继续称张国焘为同志,不对他做组织结论,只把他的错误传达给党内不到二十人。

毛泽东尽量不把事做绝,张国焘反其道而行之,惟恐事做的不绝。他把与中央的分歧向全军将士公布,掀起批判毛、洛、周、博“逃跑主义”的浪潮,其目的是把四方面军指战员全部拖入内争的旋涡之中。

从左路军回到阿坝开始,张国焘忙着对部队将士“洗脑”。他对原来隶属红一方面军的五、九两个军团特别不放心,除了多次叮嘱担任两个军团政委的黄超和周纯全立即加紧“党内思想斗争”外,还亲自到军团做工作。在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请他讲讲毛儿盖会议精神,意在提醒他注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毛儿盖会议根本就是一次错误的会议,有什么好讲的。”张国焘板起面孔训斥道,接着,大骂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而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正确路线”。

有的指战员小声地议论,说川康均为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文化落后。

议论被张国焘听到了,他指着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符号,唾沫四溅地厉声问道:“是谁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的是什么?”

张国焘越说越火,咒骂戴小五角星军帽的五军团战士都是“尖脑袋”,装满了“机会主义思想”,要肃清脑壳里面的“毒根”。

9月13日,张国焘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命令川康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法院、保卫局、妇女部、青年团、反帝大同盟、工会、戒烟局派人参加,甚至连儿童团的小孩子都被要求到会。会议的规模很大,到会的人很复杂,有高级干部、红军战士,还有十五六岁的儿童团员。

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会议开始前,张国焘请朱德坐到主席台居中的椅子上。

“你是主持人,是唱主角的,你坐你坐。”朱德坐到主席台的一边。

张国焘在正中央的椅子上就坐,宣布开会:“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会场顿时哗然。台下什么表情都有,张大嘴惊愕不语的,不敢相信小声交谈的,按捺不住大声斥责的,挥舞拳头高叫要制裁的……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全(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不明真相的与会者被张国焘煽动起来,高呼口号: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制裁逃跑分子!”

“北上是右倾逃跑,是自取灭亡!”

“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

会场十分嘈杂、喧嚣。各方面的代表轮流上台发言,都很激动。整个会场上,保持冷静态度的只有朱德、刘伯承。

朱德像座山一样,稳坐在主席台上,平静地听着别人发言,时而翻翻面前的一本书,时而看看激情燃烧得喝水解渴的张国焘。他的身份独特,表情冷静得反常。这一点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些人起哄,要求朱德表态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朱德根本不予理睬。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张国焘亲自出面,催促他表态。

朱德摘下眼镜,视线从书本上移开,望着台下,缓慢而清晰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张国焘语气严厉地说:“总司令,你必须正面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必须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必须与毛泽东划清界线!”

“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朱德毫无惧色。

有的人气坏了,冲着朱德嚷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赖在这里干什么?快走!快走!”

刘伯承实在看不过去,挺身而出:“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刘瞎子,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几十万红军,你们总司令、总参谋长都搞到哪里去了?!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北上去送死,不上你的当!”围攻的人又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

刘伯承也不含糊:“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往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得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会开了一天。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张、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实现逃跑”,表示拥护南下进攻路线。决议还提出用纪律制裁开展党内斗争,声称对“在斗争中不愿意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天晚上,张国焘回到总部,又遇到前来要求调动工作的陈伯钧。陈伯钧反对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采取谩骂、轻视的态度,于9月12日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报,谈到目前党内纠纷问题。张国焘不予答复。陈伯钧遂于13日到总部面候张国焘,直到深晚才得以见面。回来后,他把谈话内容写在日记上:

下午在总部闲话。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回总部休息,等斗争解决我的态度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张国焘已经开始为“重组中央”制造舆论,并且在高级干部中混淆视听。9天后,陈伯钧被撤去军参谋长的职务,发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前后,张国焘还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数千人。

9月15日,张国焘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继续攻击中央的北进政策:

“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北进是显然不利的。”

“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皇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的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

四军和三十军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沿途所见,均是第一次过草地牺牲战士的尸体、宿营地、丢弃的物资,甚至还能看到少数迷失方向困在沼泽中的战士。李先念对他们说:“你们能走还是跟部队走吧,在草地里没有出路,会饿死冻死的。”

路迢迢,野茫茫,雾沉沉。沼泽张着大嘴又吞噬了右路军四分之一的兵力,红三十军由8个团减到6个团,其他各军减员均在25%以上。。

旧骨新尸,触景伤情,徐向前一路上无语,只对李先念冒了一句话:“我就不明白,红军与红军闹个什么劲!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究竟哪个正确,我也搞不清楚!”

10月初,红四方面军移至卓克基,张国焘导演了“黄袍加身”、自任总书记的的一幕。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问李先念:“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围攻、谩骂、威胁和暗算面前,朱德坚决不与毛泽东分家。他不仅要像大山一样顶着狂风浊浪的攻袭,还要行使“母鸡”的职能,保护陷入孤立之中的一方面军干部。他的斗争策略令张国焘无可奈何,称之为“讨厌的航空母舰”。

张国焘为人处世的特点,徐向前看得最为透彻,曾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在另立中央这件事上,张国焘也是开始气壮如牛接着就心里打鼓,一直不敢对外宣布。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中央完全是自封的,既未按党章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认可方能生效。

共产国际欣赏与否,在当时党内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这层原因,张国焘对于中央领导人一直有两种态度。他忌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才能,但并不怕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与他们周旋;他瞧不起博古、王明等人,却忌讳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亲密关系。谁都知道,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是不会轻易否定他们的。

张国焘挂起第二中央的招牌后,深怕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朱德的工作,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朱德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红军之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分量独一无二。

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把中央红军称为“朱毛红军”。从1928年井冈山会师到1935年,在长达7年的征战岁月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多么险恶的形势,朱德与毛泽东从来没有分开过。军中有句兵谚叫做:“朱不离毛,毛不离朱。”这次毛泽东、党中央突然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实在出乎朱德的意料。起初由于张国焘进行消息封锁,他一时也弄不清其中的原由。

他的妻子康克清私下悄悄地问:“听说,毛主席他们单独北上了,究竟出了什么事?”

朱德也是满怀疑虑:“情况一时弄不清楚,我们只有一条,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果不是必要,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随着事情逐渐明朗,特别是随着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朱德心里更亮堂了,明白自己将走过一段风雨交加、泥泞难行的苦旅。他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到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

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阻止了。

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张国焘精心组织了多次针对朱德的围攻。从单独谈话到几个人做工作,从小范围的座谈到大会批斗,从针锋相对的正面交锋到迂回曲折的感情投资,恳求、劝谏、谩骂的口沫几乎汇成了海洋。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来者是什么人,无论劝说的理由是什么,朱德以不变应万变:态度和蔼,耐心解释,坚决拥毛。

张国焘派人找朱德谈话,要他写文章反对中央北上。

“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谈话的人碰了一鼻子灰。

张国焘又指使手下召开各种会议,“盛情”邀请朱德出席。在会上,张国焘的追随者大肆攻击毛、张、周、博,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进攻路线。他们要朱德表态。朱德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眼镜,从容地讲述中国面临的基本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民族责任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他的话不断地被打断,有的干脆破口大骂:

“你这个老右倾,政治觉悟还不如一个普通战士!”

“有的人是越活越聪明,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总司令,你要听劝呀,怎么能油盐不进,想当老顽固?”

…………

火辣辣的热嘲冷讽,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连一些与会者都听不下去。朱德面不改色,他停止发言,等攻击者发泄完不满,然后再继续讲。黄超组织、主持了多次这样的会议,后来连他也骂累了,对张国焘叫苦:“没办法!那个老顽固是根牛皮筋,火烧不化,刀砍不断,软硬不吃,没辙了!”

张国焘不信,亲自上阵,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在一次会上,张国焘信口胡诌:“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

“这纯粹是造谣!”没等张国焘说完,朱德就站起身,气愤地反驳道:“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

台下的将士都觉得张国焘的谎言编得太离谱。

在南下的部队里,只有朱德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他们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总政委,因此,张国焘虽然恨他入骨,但还得硬着头皮争取他的支持。朱德也利用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做张国焘的工作。

对于朱德的斗争艺术,徐向前叹为观止。五十年后,他追忆道:

“他(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惟一领导。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有办法。”

张国焘不仅在政治上向朱德施压,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暗中指使他的追随者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企图逼老帅畏难就范。朱德的警卫班长潘开文在《临大节而不辱》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不久,一方面军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碰上了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梭镖和物资。在回阿坝的路上,下了一场大雨,当同志们要跃过一条小河沟时,碰上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蛮不讲理地要夺五军团那个排的梭镖。本来,大家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斗朱总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气,那连长又那样无理,战士们当然不答应,有的同志说:“缴获的梭镖和物资,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问得那个连长哑口无言,但他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缴获的武器和物资抢了过去。同志们回到阿坝后,十分生气,向朱总司令汇报了这件事。总司令听了汇报后,深思了片刻,他向汇报的同志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

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张国焘的布置下,他们用担架抬上昨天抢梭镖和物资的那个连长,把他摆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两间房子中间,张国焘的许多人就大声嚷道:“五军团的干部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这时,张国焘便气势汹汹地从屋里走了出来,面色阴森,双手背在后面走来走去。本来是张国焘指使他的部下,抢了梭镖和物资,反而诬告别人打了他,还要朱总司令出来验伤、处理,这明明是在给朱总司令出难题。然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沉着冷静,他慢慢地走到担架旁边,亲切而关心地问那位连长:“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有打,你现在讲一讲嘛。”这样一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用被子蒙上头,一句话没讲,很可能他的良心受到责备。张国焘一看他整朱总司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哭丧着脸,垂着头,非常尴尬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次,五军团一个营,在阿坝西北的二十多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个营不听指挥,甚至诬蔑这个营要叛变。张国焘就逼着朱总司令表态,派人去缴这个营的械,妄图把叛变的罪名嫁祸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严肃地对张国焘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张国焘和他的部下被问得无言以对,面面相觑。朱总司令见他们这样,便更加严厉地对张国焘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在有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朱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他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了,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子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里跑。不一会儿,就叫来了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兵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个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后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个骡子留下来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兵硬要拉总司令的牲口,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了,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从阿坝到松冈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德安排在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疙瘩吃。

在无端攻击和恶劣环境面前,朱德守住一条: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非原则的问题上随遇而安。

南下途中,制约张国焘的还有像大山一样保持沉默的徐向前。徐向前的可怕,不在于他的沉默,而在于他沉默背后的反抗。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注意到,徐向前既没有发言表态,也没有在表决中举手。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心,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略)

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高裁判是战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是战争。南下之战,最初顺风顺水,连战连捷,大有席卷全川、直下天府之势。百丈血战,双方将士的骨骸填满千沟万壑。红四方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仍然不能破敌。兵入绝境,毛泽东预言的“南下是绝路”不幸成为事实。

南下是活路还是绝境,不仅决定着四方面军的成败,还能证明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谁非。

张国焘自信满满,挥军南下。

南下之初,战事出奇地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命令首取绥靖、崇化,分取丹巴、懋功,先拿下绥、丹、崇、懋四城作为南下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根据地。8日,红军分两路纵队进击。左路纵队由王树声指挥,率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沿大金川右岸直扑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总部指挥由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的右路纵队沿大金川左岸前进,径取崇化、懋功。

大小金川地区均为深山绝谷和峡谷激流。按照战术,右纵队应该迅速进占绥靖河以北据点,渡河南下,与左纵队形成夹河并进的态势。右纵队进攻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桥时遇阻,硬攻不克,徐向前果断变阵,令许世友、王建安率四军强渡大金川,沿右岸疾进,于12日攻克绥靖、16日占领丹巴。与此同时,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沿左岸推进,15日占领崇化。

在这次战役表现最为神勇的是九军政委陈海松。这位年龄仅有25岁的年轻将领指挥二十七师两个团(八十、八十一团)一路采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迂回等战术,连续行军达500余里,袭击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击溃杨森第七旅,随后跟踪追击,16日夺取抚边,19日袭占达维,配合友军占领懋功。

首战得胜。红军在两个星期内,袭夺6城,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毙俘敌人3000余人。张国焘称之为“南进获得第一步伟大胜利”。

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彻底消灭遭受重创的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川敌刘湘,攻占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州、大邑,创建大块根据地。

这次战役地域更广,战线更长,张国焘的胃口也更大,轻视川军的心理进一步膨胀。在战役部署上,他批准将部队兵分五路同时展开。这五路兵力是:

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尽可能占领大婆山及其以南地区,威胁康定之敌;

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

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

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之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

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

在这次战役筹划和进行中,存在着两种导向。徐向前力主向东,一路朝岷江打过去,开辟新的局面;张国焘虽然气壮如牛,但对于控制全川没有把握,总想往西康地区发展,保全实力。本来,在原定战役方案中,天全、芦山方向是战役的主攻方向,康定一带为佯攻方向。但是,战役开始不久,张国焘就提出了改变战役方向的问题。

10月31日晚24时,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提出“西康为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芦一带碉堡线,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请你们细察情况处理,并告我。”

徐向前接到电报后,连连摇头。每到关键时刻,他与张国焘不同的血性就凸现出来。外表沉静温和的徐向前崇尚“狠、硬、快、猛、活”五字诀,排兵布阵,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一点,遇到困难时敢于比耐力、韧劲,为求得打开局面敢于舍血本。他有句口头禅叫:“打狗如打狼,打狼敢舍命。”而性格张扬的张国焘总是患得患失,他像个土财主,心里总是拨拉着算盘,时刻想到有没有赚头,会不会亏本。由于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和与敌偕亡的胆量,他总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变软。

对于随意改变战役方向,陈昌浩也不满意,大手一挥,说:“现在顺风顺水,还是按既定计划办。”他们决定暂不回电。

11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亲率中纵队进占宝兴,而后直逼芦山。左、右纵队同时在两翼展开,分别逼近邛崃、天全。6日,张国焘对东进越来越丧失信心,遂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认为“我沿途病号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领亦难巩固”,因此重申“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

徐向前、陈昌浩不舍得放弃叩击名山、芦山的计划,经过商量后,正式答复张国焘,力陈夺取天、芦、名、雅的好处: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

“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优哉游哉的。”徐向前对此感慨颇深。

这番话引起陈昌浩的共鸣:“我们不能蹲到笼子里去。如果蹲到川康,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张国焘见陈、徐意见一致,而且战事正顺,没有坚持转兵西康。

但是,在陈、徐的回电里也流露出轻敌的思想。回电置大敌当前于不顾,轻飘飘地说:“现刘湘六七十个团至多能来四十团,邓(锡侯)二十四团,分兵难大集中,余者无虑。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

这时,徐陈手中所能集中的兵力仅有不到二十个团。以一敌三,竟然丝毫不以为念。他们不太清楚,如今的川军已非昔日的“双枪将”(鸦片枪和钢枪)。

红四方面军最后一次与川军作战是在半年前。6个月过去了,四川的军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蒋介石采取“一箭两雕”的战术,尾追红军进入四川,一方面逼迫川军与红军作战,一方面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四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政令一致,军法森严,不再有错综复杂的军阀矛盾可供利用。

其次,川军重新经过整编,下设7个军,分别由杨森、唐式遵、潘文华、刘文辉、孙震、王缵绪、邓锡侯任军长,统归刘湘指挥。整编后的川军,虽然在名额上缩减了三分之一,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精神面貌和战斗力焕然一新。

再次,蒋军嫡系薛岳纵队正在向川西平原靠拢,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在红军战车风驰电掣般冲向川西平原的时候,指战员感觉一切都仿佛与过去没有差别。川军照样是一击即溃,左、中、右三路主力连战连捷,在10天之内又下天全、芦山等城,歼敌5000余人,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广大地区。

良好开局,令张国焘喜不自禁,再也沉不往气了,在中断联系近两个月后,轻狂地发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宣布他南下路线的胜利:

(甲)我军于占领天全后,又于本月十二日攻占芦山,是役击溃刘湘之教导师、模范师、新编二师之第□旅、刘文辉之第五旅,并将刘湘独二旅全部缴械。敌仓皇溃退,我军正追踪追击乘胜夺取名、雅,俘获在五千以上。

(乙)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为)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

张国焘笑逐颜开,事实证明他笑早了。

11月13日,徐向前、陈昌浩集结中纵队及右纵队共计15个团的兵力,计划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进围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16日,红军攻下邛崃至名山大道上的重镇——百丈,势如破竹地沿邛(崃)名(山)公路进击,川西平原已经近在咫尺。只要进入川西平原,红军即可获得大发展的机会,直下成都、控制全川也有可能。

百丈之战关系到双方的兴衰、进退、成败、荣辱。无论红军还是川军都被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

刘湘惟恐川西平原有失,星夜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曾、李家钰驰援名山前线,川军总兵力达到80多个团。刘湘还下达死命令,要求川军拼命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守军,违背军令者斩,逡巡顾盼者斩,临阵不前者斩,畏缩退却者斩。他亲自指挥军法队,用机枪扫射后撤的官兵。

11月19日,川军十几旅从东、北、南三面向百丈进攻,拉开了决战的序幕。

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丘陵、树丛、深沟、水田,视野清晰,野外无屏障,便于大兵团展开。川军发挥人数上的优势,整团整营,成建制地投入进攻。蒋介石下令空军参战,数十架战机轮番轰炸或扫射红军的前沿阵地。炮火连天,弹片迸飞,硝烟遮住了太阳,敌我双方的战士扭打在每一个山头、每一道深沟、每一片树林、每一座村落。

陈昌浩判断:“刘湘狗急跳墙了,这是他孤注一掷!”

徐向前不惊反喜:“如果我军能顶住敌人攻势,歼敌一部,有可能乘胜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

中路军是红军的锋头部队,在月儿山、胡大林、鹤林场及黑竹关至百丈公路沿线的山岗丛林地带与敌重兵集团发生激烈碰撞。双方形成拉锯局面,伤亡枕藉,尸横遍野。在交火的中间地带,双方都有伤员发出呻吟声、呼救声,慑于对方火网的封锁,不能及时施救,只能听到他们呻吟呼救的声音逐渐微弱,直至死寂。川敌调集两个旅企图冲过开阔的水田,进占百丈。数千官兵齐刷刷地跳进水田,一字排开,列出数百米的散兵线,发疯似地向前冲。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下令调集几十挺机枪扫射,喷火的枪口将成批成批的敌人撂倒。

由于射击时间过长,枪口红了、软了,几十亩水田堆满尸体,但川军仍然攻势不减,潮水般的人群不停地往上冲。撂倒一批,填上一批。中弹者的惊呼,被践踏伤员的惨叫,冲锋者的吼叫,督战官的警告,响成一片。


(因字数限制,下文见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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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战3天之后,21日,黑竹关防线被突破,中纵队前锋部队后退至百丈。22日,敌军跟踪追击,冲进百丈,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屋争夺。此后,又是4天拉锯战。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抱在一起卡喉咙、抠眼睛。

百丈之战,是四方面军战史上少有的苦战、恶战、败仗。双方打了七天七夜,红军共毙伤川军15000余人,自身伤亡近万,双方都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

就在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薛岳兵团不失时机地从南面赶到,投入战斗。战场形势一边倒。徐向前、陈昌浩见势不妙,果断放弃原计划,命令红三十军、九军撤出百丈地带,向后转移,退至九顶山、天品山、王家口、莲花山一线。四军在荥经方向受到薛岳优势兵力压迫,撤到青衣江以北。

百丈决战失利,红军遭受敌军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封锁,南下、东出都不可能,陷入空前困境。作为战役的军事指挥官,徐向前深怀愧疚。他事后总结了自己的三大失误:

第一,对川敌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镇,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拼。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一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战役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的杀伤。当敌发起进攻时,我军处在长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①。

除了以上三个失误外,红四方面军不善平原作战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四方面军最拿手的是山地战、隘路战,一旦虎落平阳就非常不适应。有些干部常常被星罗棋布的村落、树林、水田搞得晕头转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敌机来了,不知如何疏散和隐蔽;部队撒出去后,抓不住,收不拢,不能形成拳头。整个作战体现了一个“乱”字。有的部队打着打着,就放了“羊”。友邻部队之间,不讲协同作战,各打各的。遇到挫折产生急躁情绪和拼命思想,不讲战术,增大伤亡。

南下受挫给张国焘迎头一棒。在此之前,沉醉在进军川西平原幻梦之中的张国焘以为胜局已定,胆大包天地给毛泽东下了一封最后通牒,用命令的口气宣布了四点“决定”: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①。

张国焘等不到拿下成都,就在川康边陲开府议事,居高临下地要求毛泽东等人递交报告,恭请他朱笔御批。谁知百丈失利,进军川西平原的美梦破灭,张国焘处于上不着天,下不沾地,进退两难的地步。他本能地意识到严冬降临了。

天上掉下了林育英,分庭抗礼的党内格局开始松动。在兵危战险的困境面前,在共产国际严厉的喝斥下,张国焘的调门越来越低,最后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取消伪中央。红四方面军将士不佩服他的远见,而叹服他的辩才:“成立第二中央,张总政委正确;撤销第二中央,张总政委也正确。那究竟是谁错了呢?”张国焘给出的答案是:谁都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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