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上学


在前写了一篇记述家严和他的结义兄弟的旧事,很巧合的是,因为家住的位置,我和父亲毕业于同一所中学,一所历史悠久的市立男中,小学却不是一个学校,父亲上的那所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小学,早在清末民国初年便存在,是利用一座旗人的家庙改建的,师资力量很好,但是地方不太大,也就是容纳二三百个学生的教室容限。只是在父亲上小学的那个时代,作为华北第一大城市,全中国小学教育最普及的北平城里的这座优质市立小学,从来没招满过学生,父亲给我讲故事说那时一个班只有20-30个学生。后来他小学毕业上中学,学校比较远,每天骑着爷爷的一辆破旧的日本自行车去上学,鬼子投降那一年,父亲上初二,他的数学老师是该中学的校董事之一,这位老师的父辈是老同盟会员,虽已去世了但他在国民政府还说的上话,这位数学老师力主该中学立即去抢占一个日本侨民的学校,全校师生在他和几个同事的带领下跑到那个学校,把小鬼子们统统轰出校门,把这所设备完善的校舍做了该市立中学的新校址,这个新校址里有锅炉暖气,有扩音设备,操场有400m标准跑道,还有一套完整的化学实验教室。而且这里离祖父家比较近,父亲再也不用骑那辆破自行车了。不过有喜就有哀,因为这所中学的设备一下跃居市立中学前列,以后一直改进不大。直到我在这所中学上学,东北西三面的三层楼房还是原来的,只在南面盖了一幢四层楼,而且破坏了原来北高南低的局面。

说到这里,也许粉族们马上又找到了诽谤的材料:gcd破坏教育。别着急,这所中学所以改善不大,根本原因是他的条件当时太好了,1949年之后北京市的教育大幅度推广,多少投资都进了新建校。我说过父亲上过的那所小学,几十年里就是100-200学生,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这所旧小学的邻巷里早已经建立了一所新的完备小学,是一座五层楼的学校,教师数百人,每个年级8-10个班,文革期间甚至每个年级14个班——1968级,也就是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出生的孩子。每个班少则40人,多则50人。这所小学按所在胡同命名,而隔着一堵墙的那所老牌小学却是市立第x小学。文革时革委会把这两所小学合并,起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名字“五四小学”,不过文革后又改回了市立第x小学。那几十年里首先在1950年代建立了大量的小学,确保市郊区所有孩子都要小学毕业。等到1960年代,新的麻烦来了,小学很充分了,大量的小学生毕业,升中学大感困难,在大连新间中学之余,还兴起所谓“戴帽小学”,就是该小学增设初中班。1969-1970年北京的中学全部按数字编排,仅市6区中学一直排到二百几十号,而且每个中学都是5年一贯制,每个年级全是十余个班级。到1970年北京市辖范围内已经完全普及了高中,而在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普及了初中。正因为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才导致1977-1981年北京高考的竞争极其惨烈。录取率5%以下。

有的粉族会说这有什么难的?这样说的如果不是基本不懂计算,就是纯粹的别有用心。由于常凯申公公在大陆溃逃前敲骨吸髓的最后大掠夺,中国大陆说一穷二白毫不为过。无论民间还是国家的经济状况都极为困顿,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普及的教育网络有多难,喝饱了全国人民血汗的偷吃岛族是不可能理解的,也不敢了解。实际上扩大中小学的数量的难题主要还不是校舍,最麻烦的是师资。校舍好办,gcd是无神论者,为了建立学校的校舍需要,大量没收庙宇教堂,北京做过几百年的首都,庙宇教堂这玩意还不算少,几乎全部较大的庙宇教堂都被占据做了学校,譬如市立第25中就占了著名的天主教堂北堂,它的位置在灯市口。而且因为学费极低,小学每学期两元五角,中学五元,课本费即使在高中九门课的时候也不过5元左右——体育课没课本。家慈在1962年在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教书,因为扩建新中学,随着该校的教导主任前去新建校,主人做了新学校的校长,家慈也很快成为该学校的骨干教师,直到她退休。现在随着计划生育的影响,学生数量大幅度缩减,北京的许多中学被撤并,由于历史渊源,那所新建校合并到当初包建它的重点中学,改为该市级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家慈的退休金再次回到她的老单位领取。有趣的是,家慈在那所新建校的教了一个学生,她认为这是她教过的最好的学生,这位师兄曾留校任教,在1977年考上北师大,毕业后再次回到母校任教许多年,两校合并后他成为该市级重点中学的校长。

前面说到扩大中小学的数量的难题主要不是校舍,最麻烦的是师资,这也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我的小学老师彭老师,我不知道到她的岁数,但从我1982年毕业后直到她已去世的消息来计算,1965年她约50多岁,是个单身妇女,据wg时的大字报——不是“红卫兵”贴的,小学里没有造反的红卫兵。而是教师中的一些运动积极分子贴的大字报说:彭老师出身满清的贵族——大约也是个格格,清亡后她曾嫁给某显官,后来该官完蛋,她在他完蛋前便已分居。那大字报危言耸听的说:你和xx匪帮做了什么勾当赶快交代!但可能确实屡经风浪,彭老师对这个大字报泰然处之,也没做任何解释。有意思的是这个大字报独此一份,并没有其他人追随。倒是那个贴大字报的虽然很积极的贴了好多人的大字报,最后也被人家贴了一堆,说她做过叛徒,她被打倒后不让再教课——她是教自然的,那时自然课被学工代替了。被派去做楼道卫生,结果她在擦四楼的玻璃时掉到楼下下摔死了,这件事究竟是她自杀还是一时失手我没听到过正式结论。但当时曾听5年级的同学说她曾抓过三楼打开的窗户:但她太胖了,没抓住就摔死了。我1982年毕业后曾与母校的校工齐大爷聊起彭老师——她是个语文教员,极有功底的。齐大爷说彭老师是师范毕业生,因为她丈夫再娶而离婚的,就从这里我听说了民国时期很出名的一个歧视妇女的婚姻结构——两头为大,彭老师就是这样嫁给丈夫,但他另外在家乡还有一个大老婆,他还要再娶,彭老师便和他打了八刀。可能这个原因她此后再未成家,曾在旧政府里做过事,解放后便到小学做教师。不过校工齐大爷也没有说清楚他的所谓“旧政府”究竟是国民政府的北平市政府,还是日伪时期的“北京市政府”,从那我还有一丝印象的大字报来看似乎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不过小学的教员终究好解决一些,中学的教员要教数学物理化学,解决起来就更难,我所上的那个市立重点中学,在1949年后就遇到极为严重的缺乏教员问题,接管该中学的地下党员校长按照上级大力发展中学教育的精神,想尽办法寻找培训教师,除了留校的本校毕业生,他曾搜集了许多旧政府的官员来当教师,我上学的时候一个老数学教师据说做过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法院的法官,不过这位老师课教的很好。据说还有一位语文教员曾做过日伪“北京市政府”的大官,无疑那是大汉奸了。父亲说他出入都是日本人给开车提皮包,不过他又很严重的高血压,在监狱里被人民政府接管后没法送他劳动改造——那还不如枪毙他,他干不了任何体力活,假释在家时被老校长请来教语文,这老汉奸的文才确实不错,教写作很有一套的。这个故事来自老校长的小女儿地讲述,她比我小两岁,和我在一所大学不同系,她说起这件事很怨恨wg,说她老爸为了学校辛勤十几年,结果wg 挨斗说他“招降纳叛”,发明了“去监狱找教师”,她气愤的说现在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xx等谁不是跟这些人学徒学出来的?他们不过是1950年代的留校生,却教的这么好,不就是我老爹当年的辛苦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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