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日记:山西王掌权38载 相关新闻报道 阎锡山台湾日记:反思国民党失败原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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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1950年日记谈历史往事:2月20日记:“抗战前我到南京,总裁着我领导开的八个会议,一个是专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张汉卿知道我领导的这个和战会议主张分歧,他曾找我到楼上说,我给你作一个秘密报告,听说有主张割地议和的,我们预备了一百个人,一百个炸弹,对主和者将尽杀之。我说:汉卿!你今日为公为私,主张很得人的谅解,因和则东三省去矣!不过,我告诉你,我的主张和战,均以国家之利害为目标,假如国家利于和,主和的人还怕炸弹么?总裁遂决定焦土抗战。”2月27日记:“晚读史而有感曰:君被小人包围之后,君对利国之臣必厌恶之。君被权臣控制之后,贤臣必被排斥。君被通敌者左右之后,支持国政者必被驱除。君被谋叛者窃权之后,忠君者必被罪及之。君所致此者,不外昏与欲。昏君尚可设法,欲君投其所欲,则无可挽救。处此境遇,贵戚之臣可以死挽救,如,比干、箕子,庶臣则明哲保身可耳。”4月8日记:“与前甘肃建设厅长朱镜宙谈佛学。我对佛学亦未深研究,不过我对佛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早年在太原省政府内的进山上建了两个洞,一个叫居仁洞,-个叫随缘洞。在居仁洞上我写了个'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随缘洞上我写了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儒家的道是中道,佛家的道是高道,但高出中道以上去了。不过我对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认成是同样的功夫。……我自己未学佛,我有一个朋友叫赵次陇(戴文),我劝他学儒,他劝我学佛,始终未能说服。但我是儒不深知,佛更不晓。”4月9日记:“与贾资政煜如、徐资政次宸座谈,论及亡国史,说到明朝,贾云:李自成讨伐庄烈帝的檄文有两句名言曰:'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答:容臣私就是君的暗,容臣尽私,就是君的甚暗,且君到了孤立的地步。其原因:不是君不明,就是君内多欲。不明是不认识贤不肖,多欲是不敢辨别贤不肖。无论不认识贤不肖,或不敢辨别贤不肖,就不能知人善任,失了作君的唯一道理;焉能不为群众所炀蔽?世人多说明朝的亡国,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不能为庄烈帝宽恕。臣由君用,亡国之臣从谁来的?自来历史上亡国之君,有是无能而亡的,有是有能而有私欲被小人奉迎,私欲掩蔽了君的能而亡的,在君则有别,在亡国则一也。”4月10日记:“与念文(王怀明、前山西省议会议长)、均一(王平)同车。念文云:中国人很聪明,然何事也办不好,其病何在?答:'高谈阔论,争权夺利',八个字可概括之。”


十、关于阎退居台湾菁山草庐、谈洗本身恶性、撰述《大同之路》、提出大同世界展望,及其窑居生活之记载:


阎1950年3月16日记:“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3月28日记:“与子志惠讲孔孟成就学问的六步功夫。”4月27日记:谈洗个人恶性:“有欲必有嗔。自己之欲被阻时,即时动嗔人的念。余觉着余欲上尚未去尽,故嗔仍在。不过念将起时,即能觉着要不得。(按:嗔,发怒、怪罪、不满之意。)余五十年前求学之时,几乎是时夕动嗔。四十年前为政之初,亦是日日动嗔。三十年前经验较多,碰壁亦多,虽然改之,但亦不见多。二十年前挫败之后,静修七个月之久,洗涮不少。但亦常感嗔之痛苦。近十年来,每日在战争中助人不少,战争之胜败,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自身之生死,时时有这大关系在身,等于严师严父在侧,千钧万钧压身,不敢一时放纵。因之贪嗔嫉等恶性,去得不少。尤其近四年,支持晋省战事,其危急无一日无之,其困难无一时解尽,终日不食,终夜不眠者为常事。在此等境遇之下,心身痛苦,亦心身之成就。于去一切恶性上,收功不少。自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更觉环境威严,如万锋来刺,千刃迫身,尽自己的智仁勇来应付,仍感动辄得咎,时时谨慎收敛,还感畏惧,自身余留之恶性更受到洗涮,当然感到轻快。自以扫荡无余矣,实则不然,欲少阻者亦少,但有欲则不能避阻,遇阻仍然动嗔之念。余故有以上之叙述。老则离死不远,去不尽恶性,死不能无愧。只有赶紧去之,以求得个死。”5月28日记:“完成《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一书。希望实现消除矛盾根本和平的世界大同。”6月25日记:“开始撰述《大同之路》。全书共十章:现世界不安和的根因,不安的现象,安和世界必须走上大同之路,大同理论,大同主义,大同形态,大同国际,走上大同之路对联合国的期望。结语中云:大同之景象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信以立己,义以制事,民无机诈,官无私谋,强不得以逞雄,弱不至于受屈。人皆和爱,暴乱不兴。国皆礼让,干戈不作。以孝报恩,老得其养。以恕处人,人得其和。各尽所能,各得所值,以享有励劳动。各俭所用,各输所余,以慈惠救残缺。科学公有,人才公用。生产无限量,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消费得美满。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做到没愚人,没闲人,没穷人,没坏人,一直到废止刑法,变政治为文化,制度为习俗,庶几人类安和,世界大同。此为大同之景象,亦为大同之目的。”


8月12日记:“由台北市丽水街八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后改为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庐'名之。台风一年数至,草庐时受损坏,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数间,命名为种能洞。并有种能洞命名记日: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建茅屋于金山(又名菁山)山麓。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种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可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施如何。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


1950年12月31日记:“对本半世纪之感想与今后之展望:今日为本半世纪最终之一日,亦为后半世纪开始之前夕。我虽生于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但我初人社会为本世纪之开始。当时我正十八岁。五十年来,世界经两次大战,人类饱受浩劫,时至今日,世界仍在动乱不安中,追怀往事,展望未来,使我动无限之感慨。本半世纪接受了十九世纪科学之成就,继续发明进步,增大科学能力,吾人对此甚为兴奋。但当时政治家未审慎于初,未将私人资本变为国家资本以发达生产,因之加深生产的矛盾,发展到国际的矛盾,使今日进步的科学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致此错误的责任,不在科学家,是在政治家。人类的幸福,全在政治的设施,而当时的政治家,未在解除矛盾上努力,反被矛盾所席卷。所谓席卷,即是因资本剥削下的产物为无购买力的产物,科学愈发达,这无购买力的产物随之愈加多,即是人失业的恐慌性愈随之而加深。当时的政治家,挽救自己政权的崩溃,遂不能不变生产的矛盾,为市场的矛盾。演出殖民地政策与经济侵略政策,争夺市场,解决生产的矛盾,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即是将国内的矛盾延为国际的矛盾,将斗争的矛盾延为战争的矛盾,最后将经济恐慌病延为主义的恐怖病,至今日已成为祸害人类的前夕,这是我对本半世纪的感想。


“我的展望,是愿将本半世纪毁灭的前夕,变为安和人类的开始。人事全在人,只要有领导世界的资格者,领导安和,全世界即能得到安和。政治与人民亦如同农夫与禾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今日有领导资格者提出安和世界的大同主义,领导世人走向大同,取消生产上的矛盾,即无市场上的矛盾,亦无国与国的矛盾。然后唤起百分之八十的劳动者,安慰了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宗教家;使哲学家认为大同合乎人类的慈悲。跟上来的是人类幸福的伙伴,不跟上来的是时代的落伍者,反对者是人类幸福的仇敌。如此可将前半世纪斗争的毁灭,变为后半世纪大同的肇兴。这就是我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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