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大清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上

沉没的甲午:大清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上


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欲求一胜,真可得乎?!

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奸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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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



“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



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操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全力建设北洋水师,紧追世界潮流,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且聘请国外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模式,严格训练。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将北洋水师正式更名为北洋海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是一支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2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北洋海军当时也被誉为亚洲第一。



然而,那已是1888年的往事。从1888年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户部尚书翁同 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炮、军火。正如李鸿章在报告中所说,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从购买时的概念舰沦为落后老舰的“超勇”、“扬威”外,北洋海军的主力的确仅仅只有8艘军舰。至于其他3支非经制的舰队,除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两广将广东水师3艘主力军舰借调给北洋外,南洋和船政水师或是军力不济,或是训练不足,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囿于种种原因,在奏折上李鸿章只说了军舰的数量,没有交待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10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福建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5年。北洋海军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示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崴,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但均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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