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从“伦敦骚乱”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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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冲天大火、滚滚浓烟不仅震撼了深陷经济危机的欧洲、美国,也同样冲击了万里之遥的中国。


今日的中国虽然贵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是全球经济体中表现最佳和最为健康:和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早已摆脱危机,强劲增长,特别重要的是债务极低而且拥有巨额储备,和新兴国家比,我们的增速不仅最快,通货膨胀又是最低。但中国依然不过是刚刚达到“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在这个阶段,社会矛盾突出,极易发生社会甚至政治动荡,除少数发达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跨过这个门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社会群体性事件愈加增多的历史性原因。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执政党的回应是“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左派和右派虽然都把矛头指向体制,但一个主张回到传统社会主义,一个要求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左派颇有些历史倒退的主张自然在中国没有多少市场,但右派则颇掀起阵阵涟漪。恰在此时,英国这一传统而又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首都伦敦发生的惊天骚乱,算是给右派之见提供了一个“佐证”,更算是给中国社会的大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


其实西方自2007年进入危机时代以来,类似于伦敦式的冲突早已屡屡上演。比如希腊民众的抗议也曾多次转为暴力骚乱:烧毁银行、攻击警察,法国的大罢工也屡现民众与警察的激烈攻防。就是英国,在此前以大学生为主的抗议活动中,也频现暴力事件。但这些“零星”的暴力远远无法和今天的伦敦大骚乱(由于骚乱很快蔓延全国,实为英国大骚乱)相提并论。如果说中国出现广东增城新塘镇式的骚乱事件是由于我们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哪么已经进入后现代发展阶段的西方各发达国家何以也无法避免呢?如果说今天的英国是由于经济危机,哪么,2005年危机爆发之前,类似的大骚乱也曾在法国上演,而且不仅迅速在全法国蔓延,更极快地波及整个欧洲。这恐怕需要自由派群体动用其智慧进行解答,给个说法。


英国的这起骚乱是由一名黑人(达根)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打死而引发的。警察的说法是他开枪袭警,警方自卫。但“谣言”却是警察滥用暴力,将其无辜打死。但令人出奇的是,民众竟都采信“谣言”,拒绝官方说辞,前往警察局抗议,并瞬间演变成暴力和大骚乱。这仿佛是中国钱云会事件的翻版。只不过中国质疑的仅仅是乡镇基层政府,英国可是质疑的堂堂首都警方。我们确实有一问:何以英国怎么像中国基层政府一样失去做公信力了呢?不是说西方民众有充足的利益表达渠道和不满的发泄渠道吗?如果自由派把中国的骚乱归结于民众表达渠道的短缺,哪么在表达渠道充足的英国,也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骚乱,严重性岂不胜过中国百倍?


当然英国警方是有点背,因为此前不久刚刚深深卷入震撼全球的“窃听门”丑闻,伦敦警察局长和助理两位一二把手都被迫辞职。这种和窃听嫌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行为自然令公信力大损。只是我们需要深层的思考一下:何以伦敦警方就能和嫌犯如此勾结呢?不过目前初步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公众对警方的不信认是有道理的。他们已虽然承认达根没有开枪,但却声称是“无意误导”了媒体,误令媒体认为是达根开枪袭警。只是有谁要为这个代价如此沉重的“误导”负责呢?(原话:“我们可能在文字上使记者相信确实发生了交火”。“媒体报道中的分析和微博客上的质疑警示我们,我们可能无意中向记者提供了误导性信息。”)面对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意、误导),就要看英国的公民是否有中国公民同样高的质疑能力了!


骚乱发生后,警方一度消极做为,包括首相在内的众多高官依然在外度假,等到发现事态严重,才匆忙中断度假,纷纷赶回处理。以致引发受害民众的抗议和不满(54%受访者认为,卡梅伦在此次骚乱中领导不力,没有及早控制局势)。而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伦敦民众,甚至只得自发组织起自卫队,保卫家园。更有三名青年在保卫自己家园时,被蓄意撞死。这就是民选的、受到监督的政府的表现。当然这并非英国特例,还记得本世纪发生的巴黎酷暑、美国飓风酿成的惨剧吗?特别是发生在美国奥尔良、由于飓风造成的大堤崩溃引发的悲剧----只是引发,真正的原因在于预报、疏散和抢救方面的失误和低效。但大堤的问题,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后来曾担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发现了。当时只是一名赴美留学生的希拉克,来到奥尔良(传统的法语区),立即发现这里糟糕的大堤状况,并预言必然酿成悲剧。然而,这样一个旅游而过、对水利并非内行的一个外国人,都能发现的问题,结果在美国本土硬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都没有被解决(可能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也没有人放在心上去解决),直至美国最常见(不是罕见)的自然灾害飓风袭来铸成震撼全球的惨剧和丑闻。这可能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或者这种制度的成本。我们的台湾在蒋经国时期,还能有效应对频频发生的台风,但到了民主时代,一个(同时袭击两岸的)台风,就由于各级官员的懈怠和失职就能造成数百人死亡,一时间颇为轰动了全球。


伦敦的骚乱,冰冻非一尺之寒。它突出暴露了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危机、财富分配、事实上的种族歧视、警察滥用暴力等深层次问题。比如,没有足够的选票,就不会被政治力量所关注,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往往令虽然拥有表达手段(即选票)的少数族群在失望之中走向绝望。在骚乱发生的托特纳姆区发生,就是一个少数族裔聚集区。而这个区失业率(尤其青少年失业率)、贫困率、犯罪率极高,堪比今天的突尼斯、埃及,就是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也比伦敦平均值低5年。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又不得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而这些边缘群体更是首当其冲(该地区共有13家青年活动中心,但是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其中的8家 已经被迫关闭,社区警力也很快会受到经费削减的影响。这次骚乱的主力就是青少年)。而伦敦警员平日执勤经常粗暴对待少数族裔,即使民众申述,也无济于事(是不是要想想为什么?),令民怨愈积愈重,矛盾变得更突出, 底层民众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英国事实上已处于民怨沸腾的状态。然而,等到问题火山般爆发以来,英国官方是如何反思的呢?


首相卡梅伦虽然也承认英国这个社会生病了,但却令人难以置信的认为:“出现骚乱和抢劫等问题的原因在于责任感的缺乏。”这一原因要大于贫困的问题。他称将达根的死亡与连续几日的骚乱联系起来是十分荒谬的,随后的骚乱是一些投机主义分子趁机作乱。他声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令人作呕的罪行”,必须要打击。更为不可思议是,他竟然不顾英国是“法治国家”,公开敦促加快司法程序处理(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初的严打水平吧)。面对外界对警方镇压行动的质疑,他这样回答:那些“虚伪的人权关注”不会阻挡警方的脚步,而且在必要时将派军队(是不是在必要时也可以供如同卡扎菲一样大开杀戒?)。他甚至宣称政府正研究今后发生骚乱时是否关闭微博、社交网站或“黑莓信使”服务,或者阻止骚乱者利用这些社交网络工具串联。为此,内政大臣特雷莎将于数周内会晤脸谱、推特和加拿大移动通信研究公司(RIM)的代表,商讨各自在骚乱中的责任和义务。(其原话: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网络制造暴力,我们需要阻止他们……我已经问警方是否需要其他新的权力) 。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同是这个卡梅伦,就警告北非“革命”国家,不要对推特、脸书煽等实施任何的管制!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国家,就变了呢?看到这一幕,穆巴拉克和本阿里是不是痛感自己时运不济(或者对西方太过相信)?如果伦敦骚乱早发生几个月,岂还有今天的阿拉伯之春?而堂堂的首相之所以如此定性,自然是在为自己开脱和辩护。要知道,卡梅伦上台以后,面对入不敷出的局面(财政赤字已达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不得不实施全面紧缩,福利、国防、警察、教育、法院统统大砍特砍。结果引爆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竟将英国点燃。而警察的无能也与没有足够拨款和警力有关。如果卡梅伦坦承真相,他的政治生命恐怕就要完结。这种情况下,除了牺牲真相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所以,当我们看到骚乱发生后,英国政府做的一是派大量的警察、装甲车抓人,小孩、女人、黑人。到目前为止,两千两百五十多人被捕,几乎一半被起诉。(就这卡梅伦还嫌警方太温和,真可和当今世界的卡扎菲并称“双卡”)而被西方媒体大炒特炒的中国广东增城骚乱仅抓捕了25人!(BBC报道的数字),最后仅有6人被判刑(从三个月到三年半)。二是规定凡一家有人参与了暴乱,全家将被从政府控制的廉租房驱赶出去,用卡梅伦的话讲就是这样做可以“强化社会责任感”,他进而解释道:“如果你参与暴力活动,因而失去廉价租房福利,那是罪有应得。”然而这也就是说丈夫有罪,要株及妻女,孩子犯事,要株连父母。这算什么民主国家?三是加快司法审查,连夜审理(法官可以不睡觉,请问是否有权力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睡觉权呢?)这算不算是黑打呢?四是要关闭网络上的社交网站以及手机的短信功能。其中一名19岁少女霍丽,因为在脸谱网站发“谁想参加(骚乱)”的帖子而被捕。这岂不是和北约正在轰炸的利比亚一样吗?是不是西方连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或者说危机已经到了连遮羞布也承受不起的程度了?不过,相对于美国,英国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毕竟英国还是在探讨,而美国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奇佳:旧金山铁路管理部门一名警察7月3日开枪打死平民查尔斯·布莱尔·希尔,声称希尔曾持刀走近。不少民众当月11日在一家火车站抗议这起枪击,导致交通高峰期铁路运行中断。铁路管理部门随后得知,民众打算8月11日在多家火车站月台集会抗议。为阻止这些人用手机互通消息,铁路管理部门当天16时至19时切断4家火车站的手机信号塔供电,使得这一范围内手机通信中断,成功阻止民众集会抗议。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英国政府(以及西方)有任何反思,更看不到有任何承担责任、追究责任人的味道(估计他们也没有“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觉悟和理论水平)。


当然,我们可以说,政府都是要诿过他人、转嫁责任、掩盖真相的,但英国不同啊,它还有新闻自由嘛。可这一次,英国的媒体又是如何大显身手的呢?我们看到的是几乎和政府一样的表现:一边倒的报道骚乱中的暴力行径,一直使用“暴民”、“黑帮”等词来称呼抗议者,同时要求警方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暴民。(《泰晤士报》) 。而《卫报》的署名文章表示,骚乱者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与警察作对(不是反对社会不公,不是寻求正义和真相),并这样以未经证实的信息描述被警察滥施暴力打死的受害者达根:据说达根曾经是黑社会一个比较著名的头。但另一方面却完全封杀这个群体的声音。丝毫见不到对这个制度、这个体制、这个社会的深层反思,更别说探究这个弱势群体长期以来的苦难和承受的不公正待遇。甚至当外界质疑是贫困引发的骚乱时,英国媒体居然集中报道被抓获的来自中产阶级的嫌犯、士兵、模特、教师。以此证明,并不是贫困引发的。只是英国媒体这种以偏概全、欲盖弥彰的行为,不但达不到淡化的目的,却反而加重了这场危机,因为外界不免会这样解读:这场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的骚乱, 已经演变成横跨各个社会各阶层、整体性的危机。英《金融时报》倒是做出了反思,认为这场骚乱是英国社会的一场阵痛。每当英国社会经济陷入低谷,这样的大规模骚乱都会出现,1981年,1985年,1995年都有过类似状态发生,发生地点也大致相同。这大概是西方媒体所能触及的最深底线了。二十几前年我们不也只是一场阵痛吗?跨越之后才有现在的辉煌。只不过英国却几年就来一次罢了。


不管英国的媒体是欲盖弥彰也好,是弄巧成拙也好,但却令我们中国看到了新闻独立、新闻自由面目下英国媒体的本质。如果说“窃听案”反映了媒体为了利润不择手段勾结政府和警方、背叛社会最基本的责任、良知,肆意践踏社会底线、藐视法律、侵犯人权的话,哪么今天在伦敦骚乱面前,英国的媒体本质上不过是政府和这个制度的应声筒、宣传机器罢了。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如果我们不是健忘的话,西方的媒体一直是如此。孙中山当年领导广东革命政府的时候,英国支持吴佩孚,结果英国的《泰晤士报》就炮制这样的报道(1922年5月15日):我得知中国南方总统孙逸仙的部队(据称正从广州向北挺进)是一群暴民(本人注:这个词在伦敦骚乱中出现频率极高,极高)。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所穿军装也只不过是些破布片。没有纪律,而赌博和抽片却非常盛行。(真不知道一直对中华民国念念不忘的海内外自由派什么时候才能觉悟。西方可从来没有支持过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起初在清政府和他之间保持中立,后来支持袁世凯,再后来支持军阀。反倒是共产主义的苏联支持了孙中山。真是天大的讽刺。不过孙中山对西方也有作用。就如同日本逼袁世凯签21条时所说的:不签就支持孙中山。今天的自由派在西方大概也就是能起这个筹码作用。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袁世凯。)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虽然英国媒体并不赞成首相提出的关闭网络社交网站的做法,但却呼吁民众要负责任的发微博!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大家都负责任的发微博,当然就没有必要关闭了!


当然学者们也有几篇反思文章,但都不敢把矛头指向制度,却轻描淡写的归于教育,归于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归于家庭破碎,归于贫穷,贫富差距。


最后令中国人惊讶、意外、愤怒最终惊醒的是,西方社会对英国伦敦骚乱的表现。我们知道,近几年来,只要中国出现任何事件,西方都仿佛如打了兴奋剂一样的亢奋,每每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运动”。对中国的攻击可谓上纲上线,先是毫无例外的指向中国的制度,然后再把侵犯人权、没有新闻自由等大帽子扣上。就是汶川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新疆七五这种恐怖主义行径也不例外。可是面对伦敦底层民众抗议引发的骚乱,却完全是另外一番面目:都是一边倒的站在英国政府一边。甚至美国前纽约警长比尔·布拉顿接受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任命,担任打击犯罪顾问,以提供打击黑帮的建议,声称这是自己的荣幸。法国警方更主动提出施以援手(是不是太有沙特出兵帮助巴林之精髓?)。我们不妨设想,假设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暴发时,全球的媒体和埃及、突尼斯政府站在一起,指责民众是暴徒,是黑帮,全力支持这两国的平叛,请问,今天的中东又将是什么局面?


当然,不仅对英国如此,今年日本三一一地震后,日本政府表现的无能而低效,事故三个月后都无法安置灾民,特别是影响到邻国乃至全球的东电核事故刻意隐瞒,辐射数据一夕数改,事故级别也一再拖延。甚至向海水中倾倒含辐射的污水。这种严重危险国际社会安全、自私自利、低能无效率、漠视百姓权益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中国,早就被妖魔化了。但对日本,却鲜有对中国式的批评和上纲上线(只是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日本居然还有资格教训中国在动车事故上的表现。还真的是脱亚入欧,早已不知东方文明的“廉耻”为何物)。还有挪威,在中央政府、执政党组织的青年团活动中,发生二战以来如此严重的恐怖袭击,政府却没有人进行反思,到现在也没有人承担责任。首相把它归为对民主的攻击了事,并声称将以更大的民主回应做为答案。要知道,犯罪嫌疑人长期策划恐怖袭击,甚至购买了五吨化肥用于制造炸药,但警方都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事件发生后,警方行动迟缓,死亡数字一再改变,从几人,十几人到九十几人, 最后又变成七十多人!(什么管治水平)尽管中国的动车事故比它晚发生一天,但却比挪威政府早一天公布死难名单,要知道挪威政府第一次仅仅只公布了四个人!一个在如此空前的恐怖袭击事件做如此表现的挪威政府,却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类似于中国的群起而攻击,反而是同情、声援、支持。其实,挪威悲剧背后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原因: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种族对立、文化多元的失败。但统统被西方媒体回避了。什么是西方的新闻自由?什么是它们的客观公正?从伦敦骚乱事件中,就给出了答案。


当然,西方这样做,基于自己在法国的长期生活,是很理解的, 只有攻击、否定别人,才能证明自己正确。尽管自己不好,只要能证明别人更差,在满足自我虚荣感的同时,社会自然就会相对稳定----或者骚乱的概率就少。特别是西方陷于经济危机,英国病在主要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随时都可能点燃(希腊已经出现支持伦敦骚乱的游行),而中国却加速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只能如此----不过这对中国来说,未必不是坏事变好事:西方的压力可以促使我们更好、更快的调整和改进。还有,西方对媒体的管理十分的高明和有效,人人知道低线何在。别看窃听可以成为潜规则,可以长期存在,但如果哪个媒体想挑战这个制度,瞬间都会被秒杀的。不过,任何事都是一体两面,如此隐瞒真相,自欺欺人,问题怎么能够得到解决?显然,世人之所以对西方制度失去了信心,原因并不在于它出现什么问题----哪有没有问题的制度呢?而是这个制度已经失去了反思的能力。 您看西方整个社会,美国的经济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挪威的恐怖袭击、日本的核事故、伦敦的大骚乱这样严重的事件都和制度无关,但却没有一个反思反思,何以中国的动车事故就成了制度问题呢?我也相信,通过这样的对比,不仅仅是看到了西方的暗淡前景(西方正和时间赛跑,紧缩政策导致失业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引发社会动荡,但如果很快实现经济增长,西方也就闯过这一关。如果紧缩之后经济仍然无法增长,民众的忍耐力达到极限,西方文明也就到头了,至少目前在英国,四分之一的青年人对未来失望),也更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光明未来。


法国巴黎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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