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二部分 附录:论中国人的日本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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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的看法是,当戴季陶执笔撰写《日本论》时,正是中国的排日风气最为激烈的时候,此时在作者的心目中,最为关切的日本人应该是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人。例如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安奉大典时,中国特地邀请孙先生的革命之友及支助者头山满及犬养毅前来参加。戴季陶及胡汉民亲自前往南京车站迎接,对于他们的招待非常殷勤。戴、胡等不仅以恩人之礼对待他们,并认为他们是将来中日外交上的重要人物,把一切期待及信赖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中国当局也深知犬养毅是日本政党中的重镇,而头山满则为颇具势力的在野浪人。

无论是孙中山先生或者是戴季陶,对于他们在日本所具有的影响力,都寄予莫大的期望与信赖。但是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排日风潮弥漫全国,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戴季陶的身份只是一位学者或新闻记者,也许可以将信赖或赞美犬养毅的心意公开地表达出来,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政治的实践者,实有不便表达之处。其实戴季陶或国民党当局与头山满等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戴季陶固然感到中日间的交涉非常辣手,然而暗中依然希望他们能助一臂之力。因此他对印象最深刻的日本人如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只字不提,对于堪称最亲密的党友的头山满、犬养毅,也未加评论,身为政治实践者的他,当然有他内心的想法 。

除此而外,可能另有原因。他曾说:“除了孙中山先生和真实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 他对过去中国革命的失去自主性并受东京指挥一事,大加痛斥。但是当他论及往昔在东京进行革命运动时,也只提到孙中山先生以外各派的情形而没有论及援助革命的日本人。其原因可能是孙中山先生固然曾经得到头山满、犬养毅等人的援助,但是孙先生决不会甘心受外人指挥,他所以避而不谈,可能是为了避免有人也把孙先生列入受外人指挥之流之故 。


五、结论


《日本论》是戴季陶在中日之间的冲突发展到尖锐化的1928年所发生的济南事件的前夕撰写的,相信作者在执笔时的心情是相当复杂而沉重的。戴季陶也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对日本的期待甚为殷切,而且对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所表现的那种日本民族的信念及精神,极表敬佩。但是对于已经军国主义化的日本神权思想及具侵略性的日本大陆政策的野心,在极端愤怒中,严加痛斥。他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成为日后中国民族抗拒日本的重要典据,对整个中国人的日本观,带来莫大的影响。

济南事件发生以后,国人分析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源,其方法及观点也许与戴季陶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受到戴季陶的影响。

戴季陶一再强调日本具有消除不掉的岛国根性,而且自维新以后,一味崇拜欧美而侮蔑中国,但是他仍然站在客观的立场,从很多角度上去分析日本,对日本这个民族的自负心及向上心,作很高的评价。他也像清末时期那些已经觉醒的青年一样,致力勉励中国人学习日本,仿效日本的维新,以完成祖国的民族独立与繁荣。由于他对日本太过于了解,对日本的期望也过于殷切,然而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以后的种种侵略行为,使戴季陶的期望逐渐变为失望,以至于幻灭,看他的《日本论》提到日本的大陆政策时,很容易使人感觉出已经显露出幻灭感。戴季陶虽然一再呼吁日本纠正错误,然而并没有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甚至变本加厉,终至演变成中日战争的悲剧。战后虽然有不少日本人检讨近几十年来中日关系的不幸事件,并以亚洲的罪人来纠弹自己,当他们重新阅读《日本论》时,似乎给他们很多感受,这一点也是日本学者给《日本论》很高的评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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