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二部分 附录:论中国人的日本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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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不仅是福泽一个人的想法,是为风靡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这种精神,经过明治、大正、昭和三代,一直支配着日本国民,换言之,是为日本的基本态度。就以这一点而论,如将福泽的节操与戴季陶比较,则前者实为低俗丑陋,如说戴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则福泽应视为一位民族利己主义者。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实际上就没有所谓应丧失的民族主义,如果说有,也只是不值一提的民族利己主义而已。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并不是没有优秀的中国通,如橘朴就是其中之一。橘朴的确抱有东洋的理想,他的理想与戴季陶的期待互相吻合,但是他的理想,最后也落空,这是因为整个日本尚不能摆脱民族利己主义之故 。

戴季陶似乎将日本的对华策略分成两个阶段。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他的两个阶段的理论互相矛盾,但有一些学者却认为并不尽然。因为戴季陶认为日本到甲午及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民族在作某一种奋斗,换言之,这个时期日本的战争对象是堕落的文明国;而大正时期(即民国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是对从堕落中站起来正进行革命的中国加以军事干涉,前者似可容忍,后者则不能宽恕,所以戴的理论并无矛盾之处。戴季陶无论从常识上、伦理上或者他个人的历史哲学上,都认为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是不智之举,但是他在《日本论》中,在严厉指责日本之余,也涵盖着对中国民族的现状作同样严厉的自我检讨 ,这一点是日本学者最为敬佩的地方。

《日本论》的重点在于批评田中义一,并称田中为“失败的非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卓见,但是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他对田中的了解不够彻底,戴对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史虽然颇为了解,然而他对田中组阁以后的问题及出任政友会总裁以后的知识,似乎尚嫌不足,由他在《日本论》中对田中的描述,可知他是以大正时期所接触的田中为主,其在这方面的知识构成,也仅以该范畴为主 。

戴季陶很重视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他所接触的日本人大部分可能是军人或者是士族出身的浪人,因此他常透过人际关系以观察历史的心情来研究日本,又由于他看到这些武士的后裔推动大陆政策,所以他探索武士的宗谱,不遗余力。他从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实》中发现了用神权思想武装起来的武士,因此很能够抓住明治维新时期及以后的时期中,日本人扩张领土的性格。

然而戴季陶对于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有时候说是由于武士,有时候又说是归功于历史所培养出来的民族的整个力量,这一点论述使人有矛盾之感。其实戴季陶一再强调明治维新后的历史,早被数百年以前的历史所决定。他说:“倘若那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做运动,决计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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