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二部分 附录:论中国人的日本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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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评明治维新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而戴季陶依然继承孙先生的这个评价,认为以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 。

孙先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基本因素在于日本人具有朝气、冒险精神、民族主义,志士仁人有舍身救国的爱国精神,而戴季陶则对日本人民的信仰心或信仰力、自信心、向上心、武士道等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详细加以探讨。他说:“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一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 戴季陶认为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 ,因此在维新以后才很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国家。孙中山先生主张在三民主义革命之际,最重要的莫过于实践民族主义,以达成中国的自主与独立,因为戴季陶继承了这个主张,所以才认为日本民族在其历史过程中,民族主义在无形中成为指导原则,此为促成维新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发挥民族主义,必须要具备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所以他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出去的。” 所以戴季陶认为日本是因为从历史上就培养了民族统一的能力,并且深切地了解民族主义,而以自己的能力完成了维新。戴季陶时常用“自信力”、“自信心”、“向上心”或“人民共同的信仰”等来称赞日本民族卓越的能力 。他说日本国民是对信仰最热忱最真实的国民,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促成个人及社会进步团结的最大原动力。

他认为日本人的信仰生活,比中国人要纯洁,而且他们的信仰生活是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 。他又说他们的特质表现于下面两点上: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这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是由武家时代的习性而产生的。另一点是优美闲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这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是由公家时代的遗音而产生的 。日本在气度上虽然缺乏伟大与崇高,尤其缺乏伟大,但是他们那种纯洁的、积极的、牺牲的、斗争而热烈的信仰力及优美、精致的爱美精神,产生了日本民族的信仰心与自信心,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

日本民族对“万世一系”感到很自负,他们所说的“神选民族”,实际上是由来于“皇权神授思想” 。至于佛教思想及儒家思想对奠定日本民族信仰心的问题,他曾引述德川时代的古学派或阳明学派等学说,尽情地加以评论,他似乎从武士道中发现了日本民族信仰心的精髓,并认为“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 。

戴季陶认为日本的武士道最初是由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主义发展而来的 。日本的武士道是“轻生死”、“重然诺”、“尚意气”的,是纯洁而牺牲、积极而尚武的,而且又极具艺术的 。因为日本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所以才产生了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的气魄,也因此产生了维新以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所以他把日本今日兴隆的基础,都归结于这种武士道上 。

日本在维新以后,虽然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然而“町人根性”却取代了武士道而支配着日本。这是因为精打细算及卑劣阴险而具有“町人根性”的御用商人与维新以后踌躇满志的武士阶级的官僚、军阀勾结,是日本迈向资本主义的途径。戴季陶说:“军阀和官僚是武士阶级的直系,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是武士与町人的混合体,政党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掮客。”所以他认为现代日本上流阶级及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而已 。戴季陶对当时日本支配阶级的“町人根性”似乎投以轻视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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