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二部分 第21节 今天的田中大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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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这一种见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长江有投资企业贸易关系的商人,主张更切。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克复,国民政府将要北迁的时候,这一种论调更加高起来了。同时我们还晓得中国国内,也有些没志气的人颇想勾结日本,作一种运动。他们一是怕共产党,二是想要得一个依附,于是往来于孙传芳与日本人之间者,也就实繁有徒。及至革命军向长江下游发展的时候,日本政府里面就和此种论调相应,生出一种出兵论来。主张出兵论的,不用说是陆军一派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而各地的民众是绝对排日。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领袖几乎失了关系。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个大部分。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本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最优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绝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来我们觉察到日本对华的态度,有一个转换。从前属于外交系的人,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崇拜英国,事事听英国的话。关于中国的方针,尽管遇事主张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而遇事都仰英国的鼻息,尤其是加藤高明 统率外部和总理内阁的时代,这一个趋向是很真切而极端的。本来加藤是替桂公爵办事的一个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亲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后,他领袖宪政党十年。这十年的当中,他把桂太郎早认为已经任务终了的日英同盟仍旧奉为天经地义。直到欧战既终,日本以欧战当中积极、消极对于英国那样的帮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国的感谢。满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间还想要勉强运动保持,然而被英国半文不值的丢了。自此以后,外交系的人对于英国才渐渐不像从前那样恭顺。另一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极度的排日热,一转而为排英热,同时不能有两物生存于同一个空间,积极排英,当然便把日本问题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们很留意中国人心的趋向,看到这一个情形,很了解这是挽回中国民间排日风潮的机会,绝不愿意再跟英国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国人负责。在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蝎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他们向来不问国际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样奉英国若神明。而在近两三年来陆军参谋部内的日英协调论非常浓厚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是绝不利于日本,而在南方中国,日本又没有独行其意的势力基础。为压伏中国革命运动计,他们便想取一个“北日南英中协调”的政策。就是对于南部中国,英国独立处理之;北部中国,日本独立处理之;而对于中部,则日英两国以协调的精神取协调的形式。在今年英国出兵上海的时候,陆军方面极力主张出兵,前内阁则不愿意如此。及南京问题发生,出兵论更盛,而外务省方面还是取郑重态度。后来内阁一交替,山东出兵的事便实现了。山东出兵的意义,在日本人方面,他们说是仅为保护日本侨民。而其实际是因为革命军占领了江苏,更向北进展,他们所最爱的孙传芳的势力差不多已经消灭干净,张宗昌又是绝无战斗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东西。倘若革命军一气呵成地北攻,山东的底定,是很不难的。于是以维持“蝎形政策”为目的的参、陆两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对付郭松龄 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虽然很有限,但是意思是很深长的。战斗力消失干净、残余北渡而逃的孙传芳当时败卒不及两万,而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有了七万以上的军队,这一次再渡江的队伍已经有四万左右,岂不是很奇怪吗?当南京政变发生,孙军从新反攻的时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说这是他们认为革命军再不能北攻济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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