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二部分 第19节 秋山真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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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而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 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副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的,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会儿,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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