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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议辞职 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 ,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的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但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但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时,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的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