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一部分 第3节 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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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和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和德国凯撒说他自己是天使、德国民族是天的选民一样荒唐。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绝不敢便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根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优势,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便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了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 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绝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但日本皇统的运命,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 ,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 ,著有《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 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地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绝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做“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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