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日本 第一部分 导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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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藩国不但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就这些事实来看,“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

1905年,也就是清朝废除科举制度那一年,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在此之前的经历,用他的一首诗来描述,就是:“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十二至十三,废经读翻译,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历。”是一个少年神童的形象。据他的同学好友,日后成为他的幕僚,长期在考验院中任参事的谢健说,戴季陶说日语之地道,到了“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留学生”的程度;胡汉民在《日本论》的序中也这样写道:“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留日期间,戴季陶经常用“散红生”笔名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四年的留日生活,为戴季陶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后,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关系的最前沿,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日本政坛的内幕,戴季陶如数家珍。1913年2月,随孙中山赴日本考察,戴季陶紧随左右,一个多月里,作为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参与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动,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作过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密谈,也是由戴季陶担任翻译。戴季陶在日本朝野名气之大,对日本社会介入之深,和机敏干练的程度,只消一件事就可证明:二次革命时戴季陶流亡日本,应孙中山之命参与协助日本国民党犬养毅的竞选工作,在日本各地到处讲演,一日达数十次,大受日本民众欢迎,差点击败对手。戴季陶后来曾这样自诩:“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这并非自吹。

然而戴季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晚年戴季陶这样自我检讨:“在日本养成一种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变。”确实,在血性未定的少年负笈东瀛,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关系宽松、人情丰沛、充满诱惑的世界,长期受封建礼教压抑,性心理扭曲的中国学子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是不难想象的。戴季陶五官清秀,风度儒雅,聪明伶利,性情中本来富含风流的因子,出国之前一直在父兄的严格管教下成长。到了日本,失去家人的管教和监督之后,很快就走到放纵情欲的极端,奔放多情的性格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相摩相荡,使戴季陶沉迷于情欲的世界。有一次还与一位李性的朝鲜皇族公主相爱,深得对方青睐,差点当上朝鲜姑爷。“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流亡日本,已是有妇之夫的他仍然本性难改,与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小姐金子相爱,名义上是蒋介石二儿子的蒋纬国,便是这次风流情事的产物。戴季陶未老先衰,陷于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机,与留日时代的放纵生活有很大关系。正如他后来反省的那样:“这几年来我的精神异常衰弱,都由于十六七岁到三十当中无恒心的,个人享乐的,无节制的思想和行为,狂饮纵欲过度的勤劳,和一切不规律的生活习惯,都是重大的原因。……因为我认为人是要对一切人类负责任的,社会的责任,是有连带关系的,一个人是不能独自存在的,有了这个良心的认识,知行不能一致,天人交战,佛魔并行,于是忧愁之极,就弄到神魂颠倒。”而日本文化中“无常”的世界观,对他亦有潜移默化之功。戴季陶后来多次自杀,最后亦是以自杀结束生命,表明他有樱花飘散那样的潇洒。



李兆忠(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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