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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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说到宋史,我们不能不提及“杯酒释兵权”事件。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 事件的具体经过,据史料记载: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

说到宋史,我们不能不提及“杯酒释兵权”事件。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


事件的具体经过,据史料记载: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按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从正面作用看,是明智之法、睿智之举。毕竟,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逐渐消失。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二是辅以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二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若仅从“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效果看,此举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似乎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让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拥兵自重问题。但此事的“后遗症”却远远不止这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赵匡胤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战争局势,与两宋所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他们都极为骁勇善战、强悍暴烈。若通过“杯酒释兵权”使得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军权剥夺,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事实也证明宋朝后来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


再者看,“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皇帝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增加了更多更大负担与伤害。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的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这一切的一切,皆由“杯酒释兵权”而来,平添许多悲剧色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最初时期,其实并不都想跻身贪污腐败行列,但因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而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只好以“作秀”方式应付,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但后来环境改变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变坏。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不仅作战勇猛,且一向重义轻利,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异常“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之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只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并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的后遗症已跃然纸上,无可否认。


时势造英雄,环境改变人,这是不可否认的规律。统治者极力打造的政治氛围、伦理道德、民主风气、社会环境,肯定会在许多时候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改变社会构成的每个人员素质与观念。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如此。


综上所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真可谓利大弊也大。若按国家治理、军队管理、统治艺术、管理技巧说,其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适当的、不正确的。在国力尚不充足、民生尚不富裕、社会尚不安定之际,采取慷国家、民生、社会之慨的做法,无疑于是在积贫积弱基础上雪上加霜,无疑于是国弱民穷现状下釜底抽薪。


有道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探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事件的后果影响,就是想提醒官员们在制定法律、实施政策、执行政令时,要做深入科学研究,不能仅看到事务有利的一面,仅盯住某些领域的既得利益,而忘记了其在全面、全局上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不良后果。否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杯具就可能发生。后来即便想要弥补或完善,或许代价更大、付出更多,得不偿失。这不能不引起警惕,不能不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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