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业风云 正文 第一百九十七章 土地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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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隋军水师在琅琊郡附近海面发现了一艘渔船。

这样的渔船很普通,并没有引起隋军的注意。可是渔船却朝着战船过来,几个人对着官军挥手喊叫:“擒住逆贼魏文通了。”

对于魏文通的处置,张须陀不敢擅专,立刻着人押送东都。途中魏文通旧部百余人欲劫救,怎是上千官军对手,三十余人被杀,其余被擒。

在东都,百官皆云魏文通可杀,应予腰斩。

我却动了几分恻隐---魏文通也是感到被埋没。

所以,对魏文通,暂时只是被收押在天牢之中。

而那几个“有功”的人,朝廷原本已经颁下赏格---“赐金百两,白丁授一等子爵、正八品官职,有职者坐升两级。”可是我鄙夷这几位的为人,实在不想兑现。

魏征等劝谏:“天子一言,重如泰山,岂可以一人之好恶坏法度?”

所以,几天后,我还是发下圣旨:“前叛军鹰扬校尉郎宁时、士卒罗带子、谢范儿擒拿魏文通有功当赏,然则均曾与叛逆,不罚已是宽恕,安可再议旧职?起评更应下于白丁!郎宁时赏金三十两,授二等子爵,从八品平岛巡检司总巡检;罗带子、谢范儿各赏金二十两,授一等男爵,正九品平岛巡检司左右都巡检;陶四毛等七十余人一并开释,皆为巡检司军户,连妻子两百余口,并移平岛巡检司。”

所谓平岛巡检司,就是当日魏文通流落的海岛和其他邻近的几处荒岛。郎宁时等虽然被兑现了封赏的诺言,却也等于被流放。

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十二月初一,魏文通被腰斩于市。

而在此之前的十一月,风尘仆仆的杨侗终于在沈光等人的陪同下返回了东都。

皇太孙“大病已愈”,更加安定了朝野的人心。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杨侗,经过这样一番历练,显然已经不再只是当年皇宫里那个纤弱的金枝玉叶了。

这一次历时近六百天,行程上万里的“微服私访”,看来是很使杨侗成熟不少。

单从那厚厚的装了两口大箱的“汇报材料”,我便可以知道,这一次杨侗的收获,应该不小。

回到东都的杨侗,向我提出了好几个奏折。

最重要的是针对均田制的。

均田制,开创于西魏宇文泰时代,以后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前后长达三百余年。均田制满足了儒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受到史家赞誉。

但是均田制有一个绕不开的死结---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无疑会“爆炸性”增长。人多地少,土地不够分配,均田制只能破产。

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一个朝代新兴,由于刚经过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无主”,均田制的实施,往往非常容易。但是当王朝达到顶峰,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便无法回避。

也许正因如此,虽然均田制一直为人称道,但是唐以后的统治者,都不再实行均田制。

杨侗这一次游历全国,便发现了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当时较为发达的河南河北和关中地区,均田制已经无法实施了。

为此,我特地组织起以虞世基和裴矩为首的“土地议事会”,虞世南等一班对于农业比较在行的大臣,一共二十余人,位列其中,又从科举中挑选新进士子三十余人,充当“议事会”的工作人员。诏命从全国十三道挑选地方上的“长老”充当“咨议”(顾问)。

我没有安排杨侗负责,因为土地是个棘手的问题。

不过,杨侗奉旨“旁听”了几乎整个“土地议事会”的议程。

大业二十七年(公元六三一年)正月,经过一年的酝酿,朝廷颁下旨意:鉴于各地“土改”已经完成,全国土地大体已经进行了比较“平均”的分配,此后除了官员的“职分田”(不能继承的)外,将不再实行“授田”,目前分配到各家各户的土地,允许继承。这意味着,实行百年的均田制寿终正寝,政府承认土地私有,但土地主---无论地主还是自耕农---根据自己拥有土地的大小向朝廷纳税交粮。

这不能算是个最好的法子,却是当时唯一的法子---抛开突厥、契丹这些游牧民族不算,全国人口已经达到八千万,即使江南,也已经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一些“新开发”的地区,的确是无法再分给百姓新的土地了。

那个时代,当然不存在实行“计划生育”。不过我也多少希望借助这一政策,抑制一下过快增长的人口。

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便是移民。

可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是安土重迁的,尽管朝廷一向鼓励移民,但是这些年天下还算太平,很多地方,只要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还不是那么突出,移民的热情并不高。

停止授田以后,每家每户的土地就基本上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数目,繁衍人口越多,便越不够。因此,只有自己控制人口出生,或者是移民。

不过对于移民,我还是有些考虑的。

北方和西北的游牧地区,显然不适合农耕,所以移民只是安置到屯田区,规模有着限制。

把自然环境搞恶化了,不是什么好事。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过来人”,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

所以,在最初的有计划的较大规模移民后,往东突厥故地和西北的移民基本上停顿了—-直到若干年以后,向西突厥地区又安置了一批移民。即使是这些移民,有许多也由农耕转而从事放牧。

中国有一条“人口分界线”,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口,分布在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以东。

不仅如此,在这条线以东,是汉族人占优势的地区---虽然也有少数民族,以西,则是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优势---当然也有汉族。

这条线,还是农业---游牧分界线;干旱---湿润分界线。

东北,自然成为了移民的首选。

不过朝廷还得顾及靺鞨、契丹人的利益,不可以操之过急。

然后就是南方的安南---岭南开发的延伸;台湾---闽地开发的延伸。

西南,向来不是老百姓移民的首选---如果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对此,朝廷只能给予更大的优惠,特别是向东天竺和缅北---以期中国移民在人口比例上不至于过低。

至于那些海岛,可以容纳的移民,当然数量有限。

另外一个,是关于吏治。

这里的吏,是小吏,不是官员。

朝廷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八品以上官员,都是通过考核的。

但是吏不同,这些人,往往是本乡本土的“人物”。

然而吏的素质,参差不齐,其中不少,实在成为“地头蛇”类的人物。

外来的官员,常常“强龙不压地头蛇”,被欺瞒、被孤立,乃至不得不同流合污者,大有人在。

我当日在开封所余,何尝不是如此?而杨侗在外游历年余,所见差吏敲诈、欺压之事,自然更多。

有“官治”而没有“吏治”,最后是“官吏不治”。

对此,我打算引进“公务员考试”。

由各府、郡参考科举,组织专门的考试,选拔地方的“吏”,并每年进行“考核”。

这法子当然也不是“包治包灵”,不过有管理多少总比没有管理强些。

老实说,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时,也就这么点见识。

就是这样一个不算好办法的办法,也不可能很快在全国铺开推行,而是先在“天子脚下”的两京两都“试行”。

除非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可是,在公元七世纪的中国实行“民主”该怎么实行,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再说,真要“民主”了,还要我这个“皇上”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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