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军队70%阵亡者是被中国军队歼灭

核心提示:从“九一八”到“八一五”,中国军民与日军大小战斗十六万五千多次,歼敌一百五十万,占日本阵亡人数70%。与此同时,中国山河破碎,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蒋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十年以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凤凰卫视2011年3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1945年是个好年头,从年初起,日本开始收缩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中国部队乘势反攻,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先取得滇西反攻胜利,云南成为第一个将日军赶出境的省份,接着,国民政府又先后收复了广西、福建、浙江、江西等省。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柏林近郊,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也在宣言上签字,日本在盟国强大压力下,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1945年8月15日,重庆酷热难挡,蒋介石正在与墨西哥新任大使共进晚餐,他突然接到来报,战争结束了。

解说:1945年夏天,随着美国向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远东的形势急转直下。8月9日,苏军出兵当天,日本首相铃木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无限的进行战争,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我们无路可走。

但强硬的日本陆相阿南认为,日本仍可调动的力量还有五十三个步兵师团和二十五个旅团,另外指挥官还能召集四百万陆海军加入战斗,加上内阁刚通过一项措施,将征兵范围扩至十五到六十岁的男子和十七到四十五岁的女子,日本的防御力量可再增加二千八百万人。日本内阁围绕战还是降激烈争吵,最后,只好由天皇来决断,8月9日夜,天皇裕仁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了御前会议,他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财产,我感到痛苦。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宣言。

御前会议结束时,已是8月10日凌晨,日本内阁立刻致电中立国瑞士和瑞典驻日使馆,请其向中、美、苏、英四国转达投降之意,战后被赦免的纳粹战犯蒂佩尔斯基希,在其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记述,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决定接受敌人的要求,它只希望天皇作为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其特权不会受到损害,同盟国对此表示同意,条件是,日本的最终政体要根据波茨坦决议,由日本人民自決。

8月14日早上,东京居民看见天上飞来一架美国B29型轰炸机,但飞机上落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上面这样写道,美国飞机今天不会轰炸你们,美国飞机在抛洒传单,因为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投降,美国日本人都有权利知晓投降条件。

天皇裕仁看到传单后,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当天夜里,裕仁就在皇宫的演播室里录制好了投降的《终战诏书》,诏书共八百一十五个字母,用宫廷语言写成,裕仁录了两遍,第一遍漏了几个词,第二遍声音又太尖细,他想录第三次,但被管家制止。次日凌晨,强硬派军人为阻止录音播出,曾变动政变,但很快被镇压,陆相阿南自杀。

此时,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最先嗅到日本败亡气息的是沦陷区的民众,杨多杰在《北平沦陷后的市井生活》中,记述了大栅欄精明眼镜店学徒王永斌的经历:1945年上半年,王永斌在店中站柜,突然进来三个挂着手枪的日本军官,一进店就把手枪掏出来扔在了柜台上,这把全店的伙计都吓坏了,以为日本人又要明抢呢,结果发现好像不是,几个日本人连比划带说的,意思是要把枪给卖了,就这也把掌柜的吓得够呛,赶紧把这几位请走了。

当时,在日本东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皇宫前,日本全国所有活动都停止了,8月15日正午12点,东京的广播里奏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接着,日本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了天皇的声音,人群开始哭泣,一家报纸写道,所有群集宫外哭泣之人员,均以无限羞耻之态度鞠躬至地,哭声不时被清脆的枪声打断,那是军人在用手枪自杀,东京居民木村良平回忆,虽然我们都不太清楚《波茨坦公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一刻大家知道,日本真的已经战败了。

在日本之外,世界却是一片欢腾,还在8月15日晨,盟国就将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向全世界,天皇的《终战诏书》宣布时,美国正值深夜,美联社向全世界发出了第一句电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会集,今晚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美联社另一篇来自东京的报道这样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新闻,今夜我们有理由欢庆。

当时,华盛顿的记者们发疯般的涌向总统杜鲁门的办公室,把再也用不上的作战地图摔向墙壁,纽约时代广场则被几十万人淹没了,马里兰州的怀特回忆,胜利的欢呼声把人的神经都震麻木了。


此时的中国,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正交代排字工人,刻下五个**字号的铅字,8月15日,人们在大公报的号外上,看到了这五个八欄高的标题大字:《日本投降矣》。上午九时,蒋介石端坐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用激奋的声音说出了第一句话:全国军民同胞们,我们的抗战今天胜利了,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八年中顽强奋斗的信念,今天终于实现了。

大公报的社评这样写道:中华民族不是没有光荣的历史,中华民族更不是一个卑屈的民族,但是近百年来,尤自“甲午战争”这五十年来,中国受这个后起的邻邦侵略压迫,真是耻辱重重,记不胜记。日本投降了,中国抗战胜利了,世界和平重现了,中国人在今天真可以抬头看人了。

这一天,让所有经历了“九一八”后,十四年殊死抗争,而活下来的中国人终生难忘,这一天,有人欢呼,有人哭泣,有人高兴,有人悲伤。

解说:天津店员刘鸿涛至今仍记得,大家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投降时的情形,人们抱在一起又跳又喊,听不清楚喊什么,但看得清人们脸上挂满了喜极而泣的泪水,此时,街面上开始听到阵真地鞭炮声。刘鸿涛记得,那时天津人有个习惯,遇到喜事要吃捞面,8月15日那天,全天津面铺里的面被抢购一空,他回忆,我们公司里还偷偷存着一些澳洲面,老板让我们把这些面粉搬出来,和面、切面条,有一些街坊邻居,因为家里贫穷,没钱买面,老板让我通知那些贫苦的人到公司来,领一些面。

正在大后方重庆学习戏剧的石曼回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出日本投降消息,我正在学校排练话剧,突然听到城里到处想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人兴奋地在地上翻跟斗。

而在千里之外的延安,由于缺少柴禾,人们毫不吝啬地扯出棉袄里的棉花,蘸上油,当火把点了起来,举行火炬大游行。陪同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李耀宇回忆,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美国人手持卡宾枪对空射击,一串串曳光弹划破夜空。

在沦陷八年的上海,英国人白丽诗一家曾被日军关进龙华集中营,日本投降当天,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她回忆,我来到集中营门口,跨出去,又跨回来,再跨出去,我终于自由了,我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大门了。而上海宝山人叶林根,却在为日军杀死的亲人祭奠:胜利的消息,我是从镇上读报的先生那里听来的,那天,和其他人欢天喜地不同,我独自来到坟前,给父亲、母亲、哥哥、奶奶敬上一烛香,洒上一杯酒,嚎啕大哭起来,八年抗战,几千万百姓死去,没有留下姓名,在每年胜利的那一天,我都要去坟头上香,祈愿人间不再有战争。

在老百姓欢庆胜利的同时,一场对侵华日军的受投行动也在全国迅速展开。当时,国民政府将全国划为十六个受降区,一百多万日军在指定地点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而在东北,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仍在与出兵远东的苏军作战,日本军官不愿接受天皇的“诏书”,8月16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说,军人应服从天皇命令,那些顽固坚持作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再继续战争。

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也说,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山田乙三最终把自己的佩刀交给了前来受降的苏军上校,随后与五十多万日本关东军俘虏一道,被苏军运往西伯利亚,成为战后苏联重建的劳力。

天津店员刘鸿涛记得,天津的受降仪式是由登陆塘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代为执行的,那天他所在的德泰祥天津总号,进来几名美国士兵和一名美国军官,刘鸿涛回忆,这个军官看到我们公司的一种大桌布后,非常喜欢,当时那块桌布的标价是五千多块钱,我一听愣住了,这个人肯定有什么来头,不然也不会花这些多钱,买那块工艺精美的桌布。刘鸿涛后来才知道,那名美国军官就是来天津受降的美军第三军团司令洛基中将。

此时的华南,香港的受降本应由广东战区的主官张发奎执行,但被英国首相丘吉尔拒绝,蒋介石顾及盟国关系,改为授权英军接收香港,被日本强占五十年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则根据中、美、英《开罗宣言》回归中国,蒋介石委派陈仪为台澎受降主官,并认台湾行政长官。

在华北等地,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所部,被蒋介石指令“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朱德拒绝了这一指令并发布声明,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有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中国代表徐永昌出席,曾参与中国抗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作为时美国第10集团军的司令,也见证了这一时刻,而与中国人共同抗战八年的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却未被邀请参加,他难过地说,八年来,我唯一的雄心就是打败日本,我多么希望能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失败。

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于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书。九点十五分日本代表开始签署降书,小林总参谋长帮着磨墨,这真是总动人的一幕,冈村大将签字完毕,将亲自把降书呈递给何总司令,于是日本民族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

有趣的是,在辽宁沈阳,前往受降的苏军伞兵分队,却遇到了戏剧性一幕,当时二百多名苏军伞兵空降沈阳机场,在一架日本飞机上,苏军发现了一个皮肤白皙,穿着讲究的中国人很特别,经过翻译交谈后,苏军伞兵对领头的普里图拉少将说,将军同志,这个人他说满洲国和全中国的皇帝,叫溥仪。他请求把他交给苏联指挥部,并请求立刻把他及他的仆从与日本人分开。

原来,日本投降后,要把伪满皇帝溥仪挟持回东京,没有想到在沈阳转机时被受降的苏军俘获,溥仪的侍从李国雄回忆,翻译转述说,现在就要把我们送到赤塔去,溥仪闻言拍手称快,这一突然之举令人惊奇,猜想他这样做是认为摆脱了日本,生命可以保障。


那时的中国,正掀起一场审判和处决汉奸的高超,据载,抗战后中国共起诉汉奸三万多人,其中死刑三百六十九人,无期徒刑九百多人,有期徒刑一万三千多人,大汉奸除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日本外,缪斌、陈公博、丁默村、殷汝耕等,先后被宣判处决,其中汪伪行政院长陈公博曾逃往日本,后被引渡回国,汪伪政权主管经济的袁愈佺回忆,陈公博是在监狱内一个院子里被处决的,他死后,听说上海有家报纸将他的《八年来的回忆》印成小册子,到街上叫卖,狠狠地赚了一笔。

曾子墨: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表特别通告,宣布设置由中、美、苏、英及法国、印度等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5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二十八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了诉讼,这场诉讼后来被称作“东京审判”。

解说:1946年5月3日,是美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日子,那天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法院开庭规定,时间是十点半钟,我九点半钟就由饭店乘车到法院去,沿途经过倒看不出什么,不过快到陆军省的附近,行人车辆都比往日多起来了。最近法院门口,警卫比往常森严多了,进了大门,看见在广场上排列了许多车辆,其中一辆紧闭的救护式的大卡车,据说就是今天大早装载二十六个战犯来的。

当时被目前起诉的甲级战犯共二十八人,其中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途中,由于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受害国,因此美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列为头号甲级战犯,在指控日本战犯的全部五十五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个人就占了五十四项,此前,美国宪兵逮捕东条时,他曾用手枪自杀,他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对记者说,战败后东条深恐为外国拘捕,故手枪始终不离身旁,他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画一墨圈,洗澡后仍将墨圈画回原处。

但东条那一枪打偏了,他被送进美国医院,美国大兵献血救了他一命,他醒后说,我没朝自己脑袋开枪,是怕死后人们认不出我。

梅汝璈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战犯们的印象,每个法官座上都摆了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坐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其余各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

当时,不管日本国内还是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都不愿这场审判牵扯到日本天皇裕仁,一位学者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道,美国最初也准备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麦克阿瑟考虑到日本的政治现状,认为留住天皇有利于推行美国的占领政策。

但在一次法庭质询中,东条英机却说漏了嘴,时,美国律师威廉姆·洛根正为天皇的内大臣、甲级战犯木户幸一辩护,洛根质询作为证人的东条,你能否记起哪怕是一个事例,木户违反天皇的和平愿望,采取了什么行动或者是提出了什么建议。东条这样回答,当然不会有这种事例,据我所知,没有。不仅如此,日本臣民违反天皇的意思,干这个干那个是不可能的。

东条的回答无疑将战争责任推给了天皇,他似乎在说,只有天皇才能决定日本的一切,包括发动战争。这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也让皇室和法庭的美国检察官十分紧张,一篇文章曾这样描述,裕仁的一个亲信侍从立即向巢鸭监狱的木户传话,让东条更正他的错误,在首席检察官基南的帮助下,东条在1948年1月6日的下一次作证时,就此做了订正,尽管如此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审判重点,放在“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上,东京审判期间出现了两次排队领旁听票的情况,一次是审判东条英机,一次是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在“九一八事变”的审判中,由于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以东条英机划线,“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因与东条不和被撇在战犯之外,石原莞尔自己却对没有成为战犯而郁闷,他在法庭取证时对检察官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

而“九一八”的另一名主谋,甲级战犯土肥原在法庭两年多的审讯中只说过一次话,当庭长问他是否承认有罪时,土肥原回答“主张无罪”,此后再不开口。

“南京大屠杀”审判时,攻占南京的日军主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这样轻淡地描述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松井石根的“轻松”假面很快被美国牧师拍摄的历史胶片戳穿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留在南京城内,他目睹并用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的兽行,当这段一百零五分钟的历史影像作为证词在法庭上播放时,世界震惊了,连现场的日本记者都连用三个“惨”字来形容,日本记者写道“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高文斌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查官,当年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时,他在搜寻材料中发现了两名参与大屠杀的漏网战犯,高文斌回忆,一次,我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这张报纸在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头多。

高文斌立即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汇报,经调查审讯,两名中国少佐在向南京进攻时,相约进行杀人比赛,共斩杀中国军民二百五十三人,两个杀人狂魔被从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国军事法庭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后期,远东法庭围绕着对战犯是否判处死刑曾发生过分歧,十一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国未受日军蹂躏,不赞成对战犯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陈词,力主严办首恶,最终以六对五的微弱表决优势,将七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长达九十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审判书中,中国法院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受害的中国人民,写下了十多万字,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曾子墨: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先后走上了东京“巢鸭”监狱内的绞刑台,他们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与日军大小战斗十六万五千多次,歼敌一百五十万,占二战日本阵亡人数的70%。与此同时,中国山河破碎,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蒋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十年以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一些浸历南京日本投降仪式的中国官兵记得,这场仪式只有十五分钟,但为了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四万万中国人却为此奋战了整整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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