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揭开日本侵华“开拓团”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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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回忆揭开日本侵华“开拓团”历史真相

左上图:亲历者刘安发。 中上图:进入“弥荣村”的日本妇女。1933年,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迁入黑龙江省的永丰镇,并将其命名为“弥荣村”,当地中国农民约500人被驱赶。 右上图:亲历者陶青山老人的左手无名指当年在“部落”时因饥饿偷食而被碾子轧断了一节。 下图:武装的日本“移民开拓团”成员正在伪满洲国北部佳木斯开垦土地。 新华社发

亲历者回忆揭开日本侵华“开拓团”历史真相

编者按:媒体曝光哈尔滨市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内,一座刻有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字的石碑被立于“日本人公墓”旁一事,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开拓团”是什么?是否如当地政府辩解的那样“不是日本军队,既是侵略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新华军事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采访实录结集成《我的见证》一书,其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亦有回顾。在此,我们将这段采访重新录出,以当事人、亲历者的眼光,重现历史,揭露当年“开拓团”的真相。

移民侵略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是血腥的侵略军。为了真正占领并成为中国的主人,它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强暴、残忍、卑劣的手段。移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

1933年2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进入吉林省桦川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99户、400多名中国农民全部被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流离失所,有的人被强行迁入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集团部落”,不少人冻饿而死。

1937年7月,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当时日本拓务省曾指出:“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三千万人,二十年后将近五千万人,那时将占一成的五百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则我对满洲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它们密布东北各地。这些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人土地的日本人,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20町步,近乎20垧),绝大多数都无力耕作,大部分都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成了地主。而一些日本人对邻近的中国人肆意地强奸、殴打、偷抢,其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

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珠河乡

见证人:陶青山 男,69岁,日本移民东北时,家里耕地被占,被迁移至此。

■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好地,把我们迁到从来没人住过的野山坡上,还圈起来,叫做“部落”

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八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

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

当时这儿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山和草甸子,也没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那地方的水特别,浅红里带点锈色。当景看挺美,喝下去要命———可是这儿没有井,大家只能喝那个。我们用柳条罐打水,用不了几天,罐子就变得通红。那水喝了后,就生大骨节,很多人生病,很快就有人死了。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我们就两家人盖了一个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我们家抓阄儿领了一头牛,但那是什么牛啊,又瘦又老。

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

■我们村又叫“挑灶沟”———很多人家那年冬天都死得绝户了

有一年,我6岁那年,闹瘟病———后来我才知道是克山病,吐黄水,传染得厉害,村里人死老牛鼻子(意思是非常多)了。

我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那时,也没医生,日本人、“满洲国”都没人管。日本人来了,不敢靠近,挎着大刀、骑着洋马,离大老远地看。

村里只有一个姓梁的,叫梁老二,会拔罐子,算是医生吧,整天穿着麻编衣给人看病,但他治不了病,再说哪有药呢?只要一看吐黄水,就知道完了。

闹瘟病时,我母亲不让我出去玩。那时家家都不串门,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死了再抬出去。

据说,邻部落的一个叫张福森的曾给老黄家送来2斤小米———那可是金贵的礼物呢。走到黄家门口,张福森看到,两个孩子直挺挺躺在院里。心里想,黄大哥也太懒,孩子死了咋不埋?进屋见两口子蜡似的躺在炕上,用手推,还活着,快没气了。张福森也没办法,2斤小米放在灶头,把炕点着悄悄走了。大年初一,乘门岗警察回家过年,他又摸进来。黄家两口子早就断气了,门外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狗啃得七零八碎。再看那2斤小米,依旧撂在冰冷的灶头……

那时都是这样,得了病就躺着等死。现在想想,那是什么世道啊?

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

那次闹瘟疫,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有10户“挑灶”。所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

■因为偷吃黄豆,我被碾子轧坏了手指头。今天,我们家的牲口,也比我那会儿生活得好十倍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

苦到什么地步?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

我现在还记得,冬天出去干一趟活,回来筋骨上都是霜。

那时,大小伙、大姑娘光腚的多的是,没办法,有的人家连像我们家这么一床被子都没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铺的是木板,盖的是用草编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都是刺。没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绳子当鞋穿。他们家17岁的姑娘,烤火把腿上的肉都烤化了。

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

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最难受的是饿。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得了一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掉,想把它轧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轧碾子时,我馋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就碾着了我的手指头。碾掉了一截,母亲急得直哭。

那一次,我差点没死了。手指头后来受风了,整个人抽风,侥幸活了下来。

■我们部落的人饿得像狼一样,偷东西都出名了,人家都不敢拦

地要自己开,因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粮高,所以收成很薄,开始时,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米,但发得很少,后来还没有了。没办法,只好出去偷。

有点胆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邻近———一般是去爱邻屯,在珠河的西半拉,去偷东西,就是偷地里的东西,早上回来,就带些土豆、茄子、豆角等吃的回来。

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拦。都饿得像狼一样,看着都害怕,谁还敢拦!

直到光复后,有了区政府,开始斗恶霸,斗地主,我才第一次穿上了衣服,是更生布做的,也有了糊涂(玉米粥)喝。

我是在建国后20岁结的婚,现在有6个孩子,只有一个在村里生活。我今年69岁了,现在还在种地。虽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觉得挺好。

部落的那些旧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说,但是,那都是日本人做的坏事,应该记下来———他们造了多大的孽啊!

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

见证人:刘安发 男,81岁,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

方正县是我们寻找开拓团见证者的最后一站。我们到方正后,与县史志办、县政协文史委的人联系,对方说,这样的健在者,早就没有了。

我们抱着一丝侥幸,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我们的苦心有了好报,中午12时30分,好消息传来,找到了一位,而且刚刚打完针,精神尚好。顾不上吃饭,我们一溜烟跑了去。

■本来是我们的地,日本人来了就占了。我们反而要给他们为户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垧地给100块钱,实际上,能闹10块8块钱就不错了。

康德8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

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

日本人是按班分的,现在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在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

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撒籽,然后耙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

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粮食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

■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要抓起判刑

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当时我们家就我母亲、哥和我仨人。没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后来,村长刘坤说我,别都在外面扛活,一年连三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还是留一个在家种地。

康德9年,我开始种地。当时,有能耐的人,和开拓团的日本人搞关系,弄点好地种。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亩好地,一年下来,苞米、黄豆能收七八担,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10年,我哥也在家种地了。

那会儿我年轻,有力气,啥活儿都干。割、铲、种、收,扶犁点种啥都会,铲地整地,割地割一半。

日子当然还是苦了。吃的苞米查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

我们屯里有一个人,上亲戚家时吃了点“旱金子”,红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时坐火车,不习惯,晕车,吐了出来,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当时就抓起来了。后来,好像被拉去做劳工。这个人再也没回家。

那个年代,日本人管得严,连把头也不能吃大米。

■连要饭的都不敢去日本团民那儿,牲畜也不敢去他们的地里

开拓团来的时候,我18岁。没文化,也不懂事。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就给他们为户,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下等人了?

我还算是幸运的。日本人搞归屯并户,原来人住得散,沟里沟外,两三间草房子,因为山里有抗联,日本人就归屯并户,迁到了部落里———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因为人差点都死绝了。

我们屯附近的人家都迁走了。

那年头要饭的多,每天都有。他们不敢到开拓团要饭,只能找我们———谁也不敢去开拓团要饭,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

我们屯的曲庆贵,还是个富户,有几只牛一次进了开拓团的地。被发现后,查下来,把牛扣住,把他们抓起来连打带揍,当时刘坤当村长,好说歹说帮着把牛给要回来。还有很多人家的猪什么的跑到日本人的地里,当时就被打死了,还要把人抓去打一顿。

有的日本人,也挺可怜。南屯有一个日本铁匠,会给洋马挂掌,跟我哥哥关系挺好,快40岁了,突然要让他去当兵,他来找哥哥喝酒,喝得都哭了。

快光复那年,除了残疾,开拓团里的男人全都去当兵了。

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道基。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干了一年,吃不饱,住席棚,下着雪,光脚还要我们干。“二鬼子”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不少人都累死了。

■日本人狠,把女人孩子放一起炸死。女人能把自己的孩子摁河里淹死

光复前后,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开始逃跑。那段时间,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想回日本。后来,老毛子部队来了,好多日本人———有万把人,就被困在这儿,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

日本人撤时,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还要用刺刀刺死。我知道有一次,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摁水里淹死,20多个孩子呢!

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光方正县就有一千多个。现在,他们都回日本了。

话外音

1941年10月末,日满铁调查局在弥荣村选择了3户日本移民和1户中国佃农进行了调查,结果是,租种日本移民土地的中国农户当年的纯收入是负 1178.5元。这户中国农民的人均生活费不足百元,不到3户日本移民人均生活费的三分之一。而需要指出的是,这家中国农户还拥有两头耕牛、两头猪,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农户中,这家人的生活还不是最惨的。还有多达500万中国农民因侵略者的掠夺而失去土地,在流离中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张宝印 徐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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