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小善到行大善的毛泽东

众所周知,一代伟人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书法家、诗人,等等。其实,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看起来,慈善家与革命家相互矛盾,其实不然。如果说慈善是施小善,那么,革命则是行大善。慈善与革命是一致的。让我们来揭开伟人毛泽东慈善大家的神秘面纱吧!

自幼与佛“结缘”行善功

熟悉毛泽东成长轨迹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要进行革命的。

幼年毛泽东是一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他在桥头湾小学读书时,由于离家远,中午都是带饭去学校吃。他母亲发现,毛泽东每天放学回到家,晚饭吃得特别多。便问:“孩子,晚上为什么吃这么多,是不是中午带的饭不够吃?”毛泽东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原来班上新来了一个同学,家里很穷,中午无饭可带,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饭分成两份,和那个同学一块吃。母亲听后非常欣慰,赞同儿子的善行,支持他这样帮助穷人,并在此后,每天都为儿子准备了两份饭,让儿子带给那个同学。

毛泽东这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慈善之举,离不开父母亲对他的影响,特别是母亲。他自幼随母亲信佛,广结善缘。母亲文七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父亲送些钱、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母亲对毛泽东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母亲病逝后,他在《祭母文》中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毛泽东曾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祭文表达了毛泽东对母亲的无限敬仰和尊崇。

杨成武将军曾在1993年春节参观毛泽东故居时,面对毛泽东父母遗像,深有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伟大的父母养育了伟大的毛泽东。”这深深道出了毛泽东父母共同塑造了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品格。可见,只讲毛泽东接受了母亲的影响,而忽略父亲的影响,显然是不全面的。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精明能干,勤俭持家,有时却略显刻薄。对此,毛泽东有他的看法。11岁那年,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度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毛顺生原来是不信佛的,为使父亲信佛敬佛,毛泽东与母亲还专门商讨过办法,但效果甚微。有一件化险为夷的事,却改变了他父亲的想法。有一次,毛顺生在山中遇虎,就要被虎吃掉时,没想到的是,老虎看了他一眼就走开了。他回家后又惊又喜,喜的是感觉有神灵相助。从此,他改变了对佛的看法,也敬起佛来,并开始乐于助人。

1917年之后的几年中,毛家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面对这些,毛顺生咬紧牙关,努力克服困难,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上半年,韶山嘴前的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顺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据“韶麓桥碑”记载,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顺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位,可见他的慷慨慈善之举。

从施小善转变为行大善的革命家

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14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和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这个事件,对毛泽东从为少数人之慈善转向为劳苦大众之慈善产生了重大影响。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慈善”的解释是:“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释义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毛泽东所做的“慈善事业”不是为了“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而是为了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获得幸福生活。正如《大美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的释义:“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来提升人类的福祉。”

但是,毛泽东也不是简单的借助金钱的捐助来提升人类的福祉,而是在极其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在被逼无奈下通过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受苦受难人的问题。他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即要改变那个“吃人”的旧世界,创造一个幸福的新社会。这便是从施小善转向行大善!

1920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利,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他这时仍是一个主张“无血革命”的改革者。

1920年冬,他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他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第二次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进行“驱张运动”)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并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正如毛泽东所言:“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革命战争”是为了行大善

毛泽东是从一位“教书匠”,到“无血革命”,最终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的。他的革命初衷,不是为了革谁的命,而是为了改变那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社会,为解救劳苦大众,为了让受苦受难的人翻身解放,获得幸福。

毛泽东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或社会状态,它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基本思想,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那真是一个无压迫、无剥削,自由自在,互帮互助,共享阳光雨露的“桃花源”。

为了实现“桃花源”的梦想,毛泽东走南闯北,追求革命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参加了1921年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所奋斗,是一项为绝大多数人行大善的事业,而毛泽东正是怀揣这颗“大慈善”之心,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了困境,最终取得了革命的完全胜利:

在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横行,人民陷入灾难的面前,毛泽东投身革命,经历了北伐战争。

在农民无田种,种了无粮吃,陷于水深火热、苦不堪言的残酷现实下,毛泽东领导土地革命。

在国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人民遭受蹂躏,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现实面前,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最后取得胜利。

在国民党掀起内战,腐败无能,盘剥人民的严峻事实面前,毛泽东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了推翻蒋家王朝的胜利。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翻身得解放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行大善,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片光明的前途: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人民的翻身和自由,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国家振兴和腾飞。正是他,这个行大善的伟人,奠定了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政治、经济基础。

走向世界成大善

毛泽东是东方升起的红太阳,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时至今日,他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响当当、没有褪色的红色历史人物。中国之外,依然有那么一些国家,信奉毛泽东思想,挂毛泽东肖像,比如尼共(毛主义)就是这样的政党。

为什么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除开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原因外,还有他“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世界胸怀。对于世界上的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正义事业,他都关心、支持。甚至不惜号召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来支援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层层浪潮。毛泽东面对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人民的抗美斗争,不结盟运动国家和人民反对美苏争霸的正义主张和行动等,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积极援助。支援方式多种多样,除公开发表声明和在国际上主持公道外,还有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无息、低息或赠送的款项,以及培养军事干部和承认新独立国家等形式。

中国的巨大援助,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了新生力量。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充分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的战略高度和政治意愿,同时也透视出他对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大慈大善之心。

“大我”之后尽开颜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办公场所看到醒目的“为人民服务”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曾为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写下“为人民服务”一文,至今影响深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亦是“小我”化为了“大我”,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我们人生的坐标和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心中装的是人民,服务的是人民,一生中亦是忘我的为人民服务,更是真正实现“大我”的人。

他个人的收入除工资外,主要是他的稿费。有关他稿费数额多少的传闻十分之多。那么,他的稿费到底有多少?又是作何用途的呢?据管理他稿费的郑长秋同志讲,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为止,他的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等数量相当大,可以说数以亿册计。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的一分钱稿费。他曾说:“我的东西,包括这个稿费,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是做事情来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作为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我有幸多次向毛泽东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请教,向他们了解主席的故事。据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说:“毛主席逝世以后,毛主席的稿费还是放在中办特会室。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就全部上交国库了。毛主席稿费多数还是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如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用途,就是用于‘还情’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两次。还有,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来北京看望毛主席,也是从毛主席的稿费中开支有关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如毛泽连等。”

吴连登还透露:“按毛主席的要求,我们还不定期地给他老家的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

为使警卫战士更好地锻炼身体,毛泽东曾特意让用他的稿费,在丰泽园里添置了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供他们使用。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个月都发工资,但有时也会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每到这时,只要毛泽东知道了,他总是主动资助。吴连登曾得到毛泽东两次资助,他告诉我:“1964年,我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久,我家的房子被火烧掉了。后来,我一个朋友也在主席那儿工作,跟毛主席聊天的时候谈到了这件事。他就让人装了300元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了我。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毛主席总是非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用稿费资助过不少人。”可他自己,却是省了又省。吴连登说:“毛主席花每一分钱都要算着花。进城以后,他没有盖过棉被,盖的都是毛巾被。冬天三条,春秋两条,夏天一条。毛巾被盖久了,老洗它,就有了破损。毛主席就让我们补一补。一补再补,有的补了70多个补钉,还在用。有一次,我跟毛主席的警卫员周福民到韶山去,看了从仓库里拿出来的补了又补的毛巾被,我们俩都哭了。毛主席所用的东西全部都是公家的,或者说是国家的,而且毛主席每个月都要付租金。那个时候,实行的就是什么都是公家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私产,就是说‘领袖家中无私产’。连一张床、一把椅子,毛主席也没有,都是公家的,都是要收租金的。”

这就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坦荡无私,一心为公,时刻为民。既益公,又益大众,表现了真正的慈善,体现了伟人对广大人民仁慈而善良的同情心。他所有的慈善行为,都是不附加任何要求的,并以此为信念,为追求,为快乐,为满足。毛泽东的公益慈善之行是如此之大,如此之深,大公益、大慈善非利一己、一隅之善,而是利国、利民乃至整个人类之公之善。他出于对人类的热爱,为了增进人类的福利做出了毕生的努力。所以,毛泽东可谓是公益事业之慈善大家。

(作者李光彩,毛泽东特型演员,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文化形象大使,江苏扬州市慈善爱心大使)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