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成立的“一大” 会议


陈独秀为何没有出席“一大”? 据《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八三年版)载:“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去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学校校长(时陈独秀正筹办广州大学预科学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养成所所长,知道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原来包惠僧是受李汉俊之托,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上海主持工作,但陈独秀不同意回上海,还把包惠僧留下工作。

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 ,据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罗章龙在《回忆李大钊》一文说:“守常先生(李大钊字守常)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月之久)。”由于马叙伦生病,李大钊就接替他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开展索薪斗争。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至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时,遭到反动军警殴击,头部受了伤。所以没能出席“一大” 会议。而且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出席“一大” 代表的会议,也没能参加。

我们还可从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 一大” 前后》人民出版社八0年版)中看到,北京小组是如何推选代表的:“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出席‘一大’ 。”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共小组》(下)中**史资料出版社八七年版)中说:“日本小组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己多年未回国)。”从这些先行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推选“一大” 代表时,当时他们还没有我们以后感到的神圣使命感和隆重感,说明了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 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胜利的保证,是开天劈地的大事变。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 ,不能不是憾事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正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校舍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由于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第三种说法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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