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鹰与龙的搏击 第九章 战略防御 第十一节“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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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4月8日起,美军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所谓“甄别”。美国人在巨济岛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高大的所谓“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审查室的出口处均由台湾特务排成两条狭窄的通道,一条铺满鲜花,说是到台湾的“自由之路”、“光明之路”;另一条是“回国之路”,路两侧站满了握着刺刀、匕首的台湾特务,想回国就必须从这里冲过去,跑慢了不是被刺伤就是被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就是这样被活活砍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天,72联队的7700多名战俘只冲出去了700人,而有8400多人的86联队只冲出来了1200多人……

地狱般的战俘营绝非中国人杜撰,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自巨济岛的电讯即透露:


“巨济岛的集中营中心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

“暴乱、酷刑、暗杀在这里的俘虏日常生活中交织成一幅恐怖的图画。”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无辜枪杀的战俘就有一万七千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还灭绝人性地用中朝战俘作细菌实验和医学试验。据美联社透露:实验结果,“关押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志愿军被俘人员王兴武在1954年3月曾写过一份控诉材料:


对病员同样的乱给药,不诊断,一个医士看一百多个病人,动不动就抽血,平均每人抽四次血,在20CC以上,最多的抽三十七次,最后被抽死。

肺结核病患者更是敌人的试验品,仅六所我们所知道的由于敌人不治死去的同志就有三十多名。抽骨髓、打空气针、注射毒素血清,咳嗽药越吃越咳,呼吸困难。我们还亲眼看见张石顺同志被抽骨髓抽死,腾家生同志被打空气针打死。二、四所同志的治疗是一样的,拉痢疾,叫你拉够了再服药。肋膜炎,抽水就大抽特抽,抽死算事。


两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新闻记者,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会场、朝中方的战俘收容所,以及被释放的朝中被俘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后,他们合著了一本《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这是西方有关朝鲜战争的一本禁书,两位记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


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八千名朝鲜俘虏和一点五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三百五十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国际遣返委员会成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其成员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印度管理部队的集中营内逃出来的俘虏们讲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行为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一些事情。最初这些委员们都是半信半疑。但是,即使是对此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注意到,从不同的集中营、在不同的时间逃出来的人们 ——在他们之中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 ——所讲的故事差不多是毫无二致。而且他们刚从把人们自集中营运来的卡车上下来就讲起来,并回答了很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就更显得它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显然没有一个人得以在他讲述之前命令他们如此这般。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六十五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刻满纹身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但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到严刑拷打的归俘带到外面去进行抢救。还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又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有一个人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的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的人“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纹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条条惨不忍睹的伤痕。

被俘的志愿军们回忆,新的纹身从8月20日开始了。因为特务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俘虏把在1951年4月刺上的纹身标记割掉或烙掉了。特务们暴跳如雷,命令对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开始进行纹身。在胸部刺上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两条胳臂上刻上口号,甚至在背的中部也刺上了国民党的旗帜或中国及台湾的地图。拒绝纹身的遭到毒打,并被绑在床上。一次由三个家伙进行的纹身一直要持续四个小时。

到8月31日,十个集中营内的一点五万名俘虏,除极少数外,都被纹了身。……现在人们已很清楚,当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负责人海恩森以为,只要把纹身进行到底,就可以达到“保证被俘虏的人们不抱有回家念头”的目的。

在交换战俘现场,普利策奖获得者、《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斯﹒比奇在看到一位患了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美制军靴脱下来时十分惊讶,他用悲伤的语调问道: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连军靴也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是相当好的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好的军靴是不多的。”

但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没有问一问,俘虏们为什么对于回想起美国人施加的拷问和那个鬼蜮的东西如此刻骨仇恨,并把对它的据有看成是一种耻辱。

其实,杀人和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

这位女俘,是个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发一直垂到双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难友回忆:敌人以搜查为名,把她们全身的衣服都剥光后,赶进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一丝不挂的男俘们也被拉了进来。一个美国军官说:“我们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很喜欢跳舞,那么现在就跳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起舞。美国军官们吸着烟,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烟炙烤姑娘们的胸部,做出了只有从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册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集中营里,没有人能逃脱敌人的兽行。一个以“战俘”的罪名被捕的十四岁的女孩子遭到奸污。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身背婴儿的母亲曾几度在刺刀威逼下遭奸污。当时他们把婴儿的嘴堵上了。一位受电刑后神经错乱的姑娘,在去厕所时被一个美军下士截住,尽管其他同伴奋力抢救,她还是被污辱了。结果她完全疯了。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的成员遭捕的孕妇们,在连下等的医疗措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分娩。虽然后来设置了产妇房,但美国人没有提供乳粉之类的食品,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挤不出足够的奶来哺育刚出生的婴儿。……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生金淑子说:

“……只是在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议之后,美国人才给婴儿发了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们随时可作为处罚手法,中断给我们的粮食供给……”

“三八节,我们背着婴儿愉快地放声歌唱,美国人向我们仍了催泪弹。他们向二十三名母亲和二十三名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许多孩子从那以后都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一天起,到女俘们被遣返,敌人差不多一天就向她们投掷一次或两次催泪弹。

……

在外科方面实行的试验中显露出的大量证据更是无可否认。在板门店,所有人都普遍注意到多得令人惊悸的四脚被截断的人们。据调查,为数很多的人们的手脚或全部四肢像割牛尾巴那样,被截成几段。甚至一条腿就被截了五次或六次。一些得了与治疗手段完全无关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人也要数度被截断肋骨。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之间,第一集中营在经过这些穷凶极恶的手术之后侥幸活了下来的,只有三十七个俘虏。其中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被截断了五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医生截断的。他追述说:敌人闯进医院里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病人,如果有谁抵抗,就给打一针,然后强行将他拉走。

中国军事外科医生们对冻伤病俘们进行了彻底的诊察,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报告,冻伤者一共失去了二百六十七条胳膊或腿,这些人在中国归俘的全体冻伤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大是令人吃惊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指出,正是驻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人员们说过这样的话:“从很久以前开始,保存性疗法就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美国方面,这样的纯属冻伤范围的肢体下部的截肢手术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从正确手术部位的一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甚至有一个患者是在正确手术部位的五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

在两千一百七十二名中国病伤俘虏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截断了两条肢体。在所有六千名中国归俘中,有一千一百七十二名是外科病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四成了残废和丧失了活动能力。有四人的四肢全部被截去,只留下毫无倚恃的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美国军人被截去四肢的不过二十二人,在朝鲜战争中,全部“联合国军”部队里遭此厄运的也只有四人。


在那尊丑恶的自由女神像之下,隐藏着大量禽兽不如的、见不得人的丑恶勾当!这就是杜鲁门口中的美国文明与自由世界!

在美军战俘营中,女战俘更是遭到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摧残。美军强奸、调戏、*等无恶不作。那位名叫金京淑的人民军女俘曾回忆说:


“从我们被俘的那时起,美国鬼子就把我们当作动物来对待 ……敌人强迫我们裸体行进在大街上,并且用刺刀来戮我们的身体,使我们遍体鳞伤。敌人又请来摄影师对着我们拍照。后来他们把这些照片贴在俘虏集中营里的布告牌上。美国鬼子和傀儡军还一起来强奸女子们,强奸之后敌人就用刺刀把我们的同志挑死了。”

参加过这次行进的是五十个年轻的朝鲜姑娘,金京淑继续回忆说:“后来在釜山集中营,我们从别的同志那里听到许多人都被迫参加过这样的裸体行进。有时敌人把全身赤裸的男子和女子的手腕绑在一起,命令他们双双走动。在他们的背上还贴上了写着‘我们是被迫编入朝鲜人民军的’等字样的大纸。”


连美国作家也承认:“许多警卫把被俘人员当作牲畜来对待。”

当战俘们获知将被释放回国时,终于忍无可忍。女俘们都脱下鞋袜,把领到的美国衣服拆改成好看的朝鲜人民军式的上衣、裙子和军帽。她们不等卫生车车门打开就砸碎玻璃车窗,手里提拎着美制高腰靴和短靴,猛烈地追打美国军官和士兵。美国人都东躲西藏。美军司机为了避开这些被仇恨所激怒的女子们暴风雨般的攻击而不得不爬到高高的卫生车的车篷上,美国军官们则都竭力躲到朝中方军官们的身后去……

面对非人的折磨,中朝战俘们进行了不屈的反抗。

在巨济岛上,战俘中有不少被俘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看到个别人自发斗争,被特务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的惨痛教训后,他们吸取了人民军有组织斗争的经验,很快成立了秘密的党小组和群众性的爱国组织。中国战俘营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很快和人民军战俘领导取得联系,成立了统一领导战俘斗争的秘密机构“联川司令部”。“敢死队”也成立了。残酷迫害战俘的败类们在偏僻无人处狠遭痛打,负责告密、监视战俘的特务常常“失踪”……

很快,叛徒和特务们再不敢随便活动了,许多营地成了“解放区”和“小延安”。在那次“鲜花”和匕首的大甄别时,正是由于有了地下党的组织,才有五千多名中国战俘冲垮了刺刀匕首阵,跑进了直接遣返战俘的六0二联队……

1952年5月7日,震惊全球,让美国人丢尽颜面的“杜德事件”发生了。

为了揭露美国人制造的“战俘不愿遣返”的假相,向全世界说明朝中战俘所受非人待遇的真相,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组织决定设法扣押战俘营长官弗朗西斯﹒T﹒杜德准将。在此之前,中国战俘已经连续几次游行示威和绝食,美军其他军官来谈判都碰了一鼻子灰,中国战俘提出要直接和杜德谈判……

在中国战俘有效地麻痹了杜德后,关押人民军战俘的七十六联队又请杜德谈判。

在美军一个步兵排和两挺重机枪的警戒下,杜德乘坐装甲车来到了七十六联队。在和人民军战俘代表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杜德开始不耐烦了,他站在大门外傲慢地告诉人民军战俘代表:“战俘就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话音未落,战俘营大门突然打开了,十多个人民军战俘抱腰的抱腰,抬腿的抬腿,连拖带拉把杜德拽进了战俘营并立刻关上了大门。只有已被俘虏过一次的雷文中校聪明,他死死地抱住门柱,总算没有被抓进去。

肥头大耳的杜德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呼喊:“save me!(救救我!)save me!”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等那一个排的美军警卫清醒过来后,已经来不及了。

杜德浑身发抖,软倒在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战俘营里都发生了些什么暴行。

但人民军代表却和颜悦色地告诉杜德:“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一听说生命安全有了保证,杜德一下子来了精神:“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的部下就要发怒了。”

人民军战俘们冷笑道:“释放你的时间决定于你本人是否能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此时,随着凄厉的警报声,战俘营门外,美军的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步兵已经将七十六联队围得水泄不通。

人民军战俘贴出了一条长七米、宽两米的英文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杜德给门外的美军亲笔书写手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

美国人虽然残酷对待战俘,但战俘们却按照《日内瓦公约》给了杜德以一个俘虏所应当得到的良好待遇。他们给杜德腾出了一个一百人的帐篷居住,还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让美军送来了一部电话机让杜德与外界联络,允许外面的美军按时送饭,甚至允许美方安排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军士兵来服侍杜德,但美国大兵们没有一个人敢进来。

李奇微、范佛里特都急了,新闻界已经将此事捅了出去,全世界都已知道了这件事,美国人的脸,丢大了!

范佛里特急派第二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格雷戈上校飞往巨济岛平息事态。格雷戈一来到巨济岛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让被单独关押的人民军第13师参谋长李学九上校去说服战俘们释放杜德 ——李学九曾任人民军第2军团作战部长,在战俘们心中有极高的威望。

但是李学九上校一进入第七十六区的院内,立刻改变了态度,成为了俘虏们的领袖。上了当的美国人后来气狠狠地说:“好像是特意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

第二天,5月8日,七十六号战俘营里召开了大会。战俘们以大量铁的事实向杜德准将哭诉了美方迫害、屠杀中朝人员的罪行,杜德无地自容。大会主席不断地问他战俘所说是否属实,面对着战俘们被强行截去的残肢断臂和目不忍睹的累累伤痕,如坐针毡的杜德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此时,在战俘营外,范弗里特已经撤销了杜德的战俘营司令职务,由美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F﹒柯尔生准将接任。5月9日,柯尔生要求释放杜德。当天夜里,美3师一个坦克连的20辆坦克开上了巨济岛。美2师两个营的步兵也乘登陆艇登上了巨济岛,进入阵地。接着,柯尔生又集中了第8集团军的全部一级射手准备镇压战俘,他又分发给士兵大批的防毒面具,准备放毒气血洗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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