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共党员曾发动东北军第二次“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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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2期,作者:王统富,原题:《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9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沭县朱仓乡东盘村——国民党57军(原东北军)军部所在地,爆发了捉拿亲日反共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激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亦称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领导指挥这次锄奸运动的人就是向张学良提出对蒋实行兵谏、促成“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 投笔从戎,力促“西安事变” 常恩多,189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东三平台村一个贫苦的满族农家。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2期,作者:王统富,原题:《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9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沭县朱仓乡东盘村——国民党57军(原东北军)军部所在地,爆发了捉拿亲日反共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激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亦称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领导指挥这次锄奸运动的人就是向张学良提出对蒋实行兵谏、促成“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


投笔从戎,力促“西安事变”


常恩多,189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东三平台村一个贫苦的满族农家。年幼时,父母先后辞世,寄养于族伯家。19岁那年,在海城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五年后,他耳闻目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暴行,怀着民族仇恨,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922年,他被保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后在奉军历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务。“九·一八”事变时,已担任东北军71团上校团长的他,目睹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地向全团官兵说:“咱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养育起来的队伍,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杀敌报国的愿望未得到实现。1934年,东北军被调往湖北红安地区,进剿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为人正直、倾向革命的他,对此痛心疾首。有一次,他与前来该团采访的东北军总部《军事周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秘密接触,并从此结为挚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陕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他认为这个文件写得“字字血,声声泪,它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佩服,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拥护”。


1936年7月,已升任师长的常恩多,被调到西安的军官训练团,担任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这个训练团是由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联合举办的。在这里,他参加由中共东北军委员会领导的进步军官组织“东北抗日同志会”。为抗日救国,广结同志,经常和已担任“西北剿总”少校联络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谈论政治形势和国家的命运。在他的要求下,由王再天介绍,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跟他畅谈到深夜。经过多次谈话,他对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他离开训练团,回到部队驻地——合水。


1936年12月10日,常恩多奉命到总部晋见张学良将军。那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策划和督促对陕北红军的进攻。面对蒋介石不打日本侵略者,而转向攻打红军,他异常愤怒。他利用自己是张学良爱将、亲信这一特殊关系,决计利用这次晋见之机,向张学良提出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建议,为此,他成了外人很少知道的促成事变的第一人。张学良采纳了他的建议,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最终爆发。事变发生后常恩多万分振奋,根据张学良的布置,率111师开赴渭南、潼关一带,捍卫西安,曾多次击溃来犯的国民党中央军。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常恩多气愤之下,决定率部北上当红军。他派少校参谋孙立基秘密到三原县红军前防指挥总部和彭德怀联系,彭德怀为了维护刚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要孙立基回复常恩多,仍留在东北军,秘密和红军联合抗日。


为锄奸,发动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除了部分被解散外,大部被改编成国民党57军。“七·七事变”时,常恩多率部驻在河南周口镇,他对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通电热烈拥护。7月27日,常恩多的部队开赴江苏长江北岸担任江防,临别前幼子常克提出要到陕北当红军的愿望时,他欣然同意。他说:“延安固然艰苦,但窖洞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你有能力就好好施展吧。”担任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江防司令的他,深入防区修筑工事,时刻准备给来犯之敌以重创。在搞好江防的同时,他对共产党派来111师担任少校秘书的王维平(原名王振乾)和参谋处上尉书记张苏平两名地下党员十分欢迎,党中央对常恩多也十分关心。周恩来曾亲笔写信勉励他努力杀敌。为国立功。信的最后写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看后,非常欣慰,深受鼓舞。此后,他率部先后参加了扬州保卫战、台儿庄会战、盐城、阜宁和徐州攻坚战等,杀敌英勇,战无不胜,功勋卓著。在台儿庄会战中受到通电嘉奖。常恩多因此被誉为“常胜将军”、“真正打鬼子的将军”。

为了进一步密切111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常恩多除了把111师从敌伪那里缴获的武器、弹药送给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外,他还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鼓励官兵和八路军多来往。两军之间出现了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可喜局面。这样,也增进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他经常找地下工委的王维平反映思想情况,并多次恳切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委把他的愿望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到常恩多驻地大于庄进行考察。1939年春,常恩多经山东分局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从此,入党后的常恩多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目标更加明确。1939年冬,日寇千余名出动骚扰莒南、日照等地,他率部在十字路镇的王家庄将敌包围。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歼敌200多名,缴获野炮一门,还有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战斗结束后,两军联合举行了庆祝会,山东《大众日报》曾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此次胜利的重大意义。广大爱国群众也热情赞扬说:“八路军、111师才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1940年夏,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57军内部,一种反共投降论调甚是嚣张,该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经常说:“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高级参谋兰赓年为“鬼子不打自己,专打八路军”而拍手称快。军长缪激流则更为猖狂,他在纪念《七·七》大会上竟然埋怨张学良。他说:“要是没有‘双十二’,共产党早已消灭了。”他还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的身份,布置鲁南、苏北17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进行反共。不仅如此,缪激流还派他的亲信、少校副官李光烈几次赴苏北东海桃林镇,跟日本军鹫津师团达成“共同防共,互通情报”的协议,继而由缪潋流亲自指挥的666团的郝、王两连,公开携械投敌。常恩多听到上述消息,异常震惊,便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1939年9月12日,缪激流在和副军长朴炳珊、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秘密策划之后,第二天,分派少校副官李光烈、665团团长董翰卿和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为代表,去桃林镇跟日军作投降反共谈判。


于文清对于这种卑鄙的投敌勾当,深感苦恼,但又迫于缪激流的威势,不敢拒绝,便找333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诉说苦衷。为了大局,万毅劝他忍隐成行,掌握他们投敌内情后,再研究对策。9月14日,董翰卿等三人到桃林与日本鹫津兵团的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顾问新容幸雄见面。双方谈判时提出,一互不侵犯,并规定联络信号,以免发生误会;二共同防共,日方打八路军,五十七军也要打。各自防区潜伏的共产党,自行剿除。回来时,他们还带回一批敌人给的手巾、肥皂、月饼、酒、香烟和武侠小说等。


于文清参加投降谈判回来后,把详情告诉了万毅旅长。当时正值“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在纪念会上,缪激流公然宣称:“国民党根本不应该听信共产党的挑拔离间,去跟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对他的反动言论和投降活动,常恩多非常气愤。


一场反对投降的风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常恩多在东盘南圩子外一间霉湿的单房,与前来汇报缪激流通敌的万毅秘密交谈,决定对缪激流及投敌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并拟定了锄奸方案。确定9月21日晚会上,包围军部及会场,逮捕缪激流等大小汉奸,具体行动由万毅指挥,常恩多负责解决111师和331旅内的汉奸。


9月21日晚,锣鼓喧天的晚会正在进行着,行动开始了,夜半的黑空里,从万毅旅长手中放出一颗幽绿、一颗明红的信号弹,会场立刻翻飞着红、绿色传单,上面有常恩多亲自写的致《蒋委员长、于总司令血泪电》和“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等内容,到22日凌晨,除缪激流因667团1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由334旅旅长荣子恒保护逃跑外,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副军长朴炳珊夫妇,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以及董汉卿,缪激流的小老婆和养女一同被逮捕。


“九·二二”除奸对日伪和国民党投降派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广大爱国官兵和抗日群众,群情振奋,无不拍手称快。当地群众拿来鸡蛋、土特产慰问锄奸将士,大大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军队的声威,巩固了根据地,密切了与八路军的关系。


为抗日,率部起义,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九·二二”锄奸运动,蒋介石非常恼火,他首先命令把万毅扣留,押送到五莲山前的老君堂,后又转送到徐庄鲁苏战区总部。继而对身患重病的常恩多百般刁难,并以常恩多病重为由,日常工作由参谋长陶景奎主持。陶景奎本就是个反动投机分子,他借机弄权,和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勾结一起,流言蜚语,打击屡立战功的万毅。要置万毅于死地。1942年4月,国民党中央发给于学忠总部急电:“万毅通敌。着即秘密处决。”于学忠感到很为难。因为万毅是一个屡立战功的正直军官,不经公开审理,就秘密处死,难以服众;再说总部又在111师防区,要杀万毅,常恩多这一关也难过。战区总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诚,原是张学良的秘书,1933年在复旦大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中做于学忠的工作。而常恩多知道后则坚决地对于学忠说:“要处死一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那就请先解散111师,先杀了我常恩多。我可以死,但万旅长必须活着,他活着对部队有利,对抗战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于学忠不得不先把此事放下。


由于长期的劳累,常恩多病势日益恶化,他自感痊愈无望。对抗日报国不能多做贡献,深为抱憾。1942年8月1日,军医处正式宣布,常恩多的病停止治疗。于是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的风暴只好提前爆发。第二天,病重的他躺在床上。勉强写出他一生最后的三十五个字:“务要追随郭维诚,贯彻张汉公(张学良)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


为了保证起义万无一失,郭维诚遵照常恩多的指示,交代常恩多的爱将刘唱凯和工兵营王营长,做好扣押反动分子的准备工作,又交代特务连的张德福排长做好师部周围的警戒工作。接着刘唱凯分别给陶景奎、刘晋武及各团团长打电话,通知到师部开会,陶景奎等人误认为常恩多要交代后事,都欣然前来。他们一到师部,刘唱凯就立即命令卫士缴了他们的枪,并说:“师长说师里出了奸细,要出卖111师,你们就等候处理吧。”陶景奎顿时吓白了脸,被押到一边去。


1942年8月8日,常恩多命令部队移到抗日根据地莒南县王家坊前村,把三千多人的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九日凌晨,他含笑溘逝,终年47岁。


111师起义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及肖华、黎玉、谷牧等党、政、军领导到111师看望部队,他们对111师的起义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热烈欢迎,高度赞扬了他们团结抗日的正义行动。对常恩多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毛泽东在收到111师起义的报告后微笑着说:“啊。是东北军少壮派的抗日、反蒋、联共。”立即指示山东分局要改造和建设好这支部队。接着部队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进行整编,番号不变,仍为111师。名义上师长仍是常恩多,万毅任副师长,郭维诚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于文清任参谋长,王维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唱凯任副官处主任。


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对常恩多的逝世秘而不宣,直到第二年7月17日才在莒南县朱芦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山东省、滨海区与附近各县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以及区、镇、乡都派出代表前来哀悼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英勇杀敌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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