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核心提示:他们在沈阳和太原先后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贯彻了我国政府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绝大多数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陈奇涵为我国军法工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我国有史以来军法战线上惟一的上将。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7年第11期 作者:刘勉钰 原题为:军法上将陈奇涵


在江西这块将星璀璨的红土地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军法上将,他就是几百名江西籍将军中资格最老的陈奇涵。陈奇涵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深上将,新中国军法战线的奠基人,是德高望重的军中元老、开国功臣,在党史、军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1992年初,中央军委张震副主席批示:“陈奇涵是老同志,老上将,应予立传,请总参、总政办理。”据此,有关部门于1995年成立了《陈奇涵传》编写组。编写组访问了几十位老将军、老干部,在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和江西省档案馆查阅了数百件档案和文献资料,阅读了许多老同志写的回忆录,了解到了陈奇涵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事迹,受到很深的教育。今年是陈奇涵将军诞辰110周年。笔者是当年《陈奇涵传》编写组组长,特撰此文,以缅怀将军的历史功绩,激励人们用先辈的革命精神来建设和谐社会和美好家园。


人民解放军的资深将军


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批被授予上将的共57人。按照军衔评定条例,资历和战功是评定军衔的主要条件。按照陈奇涵资历、战功和能力,授予他上将军衔完全是合理的。在授衔之前,毛泽东特派汪东兴到陈奇涵家里看望,代表毛泽东向陈奇涵表示慰问。


陈奇涵是江西兴国县坝南村人,1897年生。赣州府中学堂毕业后,投笔从戎,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期间,他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和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初进入黄埔军校任教,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陈奇涵历任学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少校军衔。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学校,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我军进过黄埔的开国将帅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只有4人是军事教官,足见陈奇涵资历之深。1925年,陈奇涵率黄埔学生队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1926年夏,奉党的指示,陈奇涵带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赣籍共产党员回到江西,在兴国等县建立党组织,在赣南、赣东开展工农运动,广泛传播革命火种。1927年初,党派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党总支书记。


因朱德还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工作繁忙,军官教育团的日常事务多由陈奇涵主持。军官教育团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部队之一。在起义之前,中央军委与南昌的电讯来往都是经过陈奇涵之手。八一起义失败后,陈奇涵返回兴国,领导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革命武装,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时期,陈奇涵历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长、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当时,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江西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李富春。在毛泽东、朱德的统一领导下,陈奇涵协助他们指挥所属部队开展反“围剿”战争,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曾受重伤。


1934年10月,陈奇涵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历任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与指挥红十五军团东征和西征战斗。抗日战争时期,陈奇涵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相当于八路军的旅长,统率5个团的兵力,保卫黄河,守卫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大门。后来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防空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江西解放以后,担任江西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当时的江西军区是二级军区,为兵团级。1954年出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直属中央军委,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在党内,陈奇涵是1925年2月入党的老党员,那时全国仅有党员994人。他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党内连任四届中央委员的人并不多。


他还是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副主席王震说:“陈老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近半个世纪,是我们党内、军内功绩很高、受人尊敬的老同志。”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说:陈奇涵同志“治军有方,功勋卓著,是我们党内最老的同志之一”。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的邓飞(兴国籍)曾对笔者说过:“我们兴国的几十个将军和许多老干部,基本上都是陈奇涵带出来参加革命的。”


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中共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召开的。当时,许多老同志,甚至一些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都被排斥在外。但毛泽东没有忘记陈奇涵的历史功绩。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毛泽东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并诙谐地谈起陈奇涵在兴国请他吃“四星望月”的情景。


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活动了十多天,生活十分艰苦,天天吃盐水煮豆子,让陈奇涵十分过意不去。有一天,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肖芳全从河里捞到一条大草鱼,陈奇涵就决意请毛泽东吃米粉鱼。他们在一张八仙桌上中间摆了一只蒸笼,里面是米粉蒸鱼,周围摆了四只瓷盘:一盘花生米,一盘笋炒肉,一盘雪豆,一盘炒鸡蛋。入席后,陈奇涵请毛泽东尝尝粉蒸鱼。毛泽东尝了一块,又鲜又辣又香,正合他的口胃,便情不自禁地夸奖说:“粉蒸鱼好吃,好得很啰!”


毛泽东又问:“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回答:“这米粉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用筷子指着蒸笼,比划着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园月嘛!”他又指到四只盘子说:“这是四颗星星。”“四个小盘子转着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好!”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如今,农民们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星望月亮一样望了不知多少年。”陈奇涵认为毛泽东的比喻很恰当,便说:“四星望月,道出了我们民众的心声。”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陈奇涵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与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接触很多,深得他们的信任。陈奇涵在黄埔军校任教时,就结识了毛泽东,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远见卓识十分佩服。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陈奇涵就在兴国筹集了大批的食品和银元,作好了迎接朱毛红军的准备。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到兴国,陈奇涵安排毛泽东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他向毛泽东汇报兴国党组织的工作,并请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使兴国的工农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在兴国修改了《井冈山土地法》,制定了党史上有名的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时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为了贯彻兴国县《土地法》,毛泽东等在潋江书院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由毛泽东主讲,陈奇涵、肖华、胡灿等人参加了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了创造兴国模范县的骨干力量。随后,毛泽东为他们起草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毛泽东离开兴国时,陈奇涵亲自护送,一直送到宁都青塘才作别。毛泽东说:“贺子珍还在兴国,我们不久会回来。”


此后,毛泽东又给陈奇涵来信,指示他要在土地斗争中,掌握好对富农的政策,发展游击战争,巩固革命政权。陈奇涵是赣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兼兴、桥、宁、永行动委员会书记,积极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政纲》,指挥地方部队和兴国、于都、宁都、永丰等四县边区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剿”。与此同时,陈奇涵领导兴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红军的高潮。兴国全县23万人口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


毛泽东多次表扬兴国,赞扬兴国是模范县,“创造了第一等工作”。1930年,陈奇涵协助曾山指挥十万工农,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城,并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陈奇涵便转入正规红军工作。在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第三分校,陈奇涵任教育长,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军事干部,有不少人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在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还在陈奇涵家的坝南村开过军事会议,由陈奇涵负责会议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


1934年7月17日,同是受到排挤和打击的毛泽东和陈奇涵,冒着酷暑,脚穿麻布草鞋,到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住在区政府的一所破旧的祠堂里。现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展出了当年毛泽东交饭钱的收据:“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经手人陈奇涵。”从这张小小的收条可以看出俩人情谊很深。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做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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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骁勇的战将


陈奇涵戎马一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参加过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可谓身经百战。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赞誉他为“华夏名将”。笔者在一份档案登记表里面,看到他填写的参加或者参与指挥过的战役战斗很多,写得密密麻麻。他最后一句写道: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意见被采纳。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陈奇涵军事造诣很高,足智多谋。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参谋长,献计献策很多。


但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不会说哪些战斗是因为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取得胜利的。然而,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担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时,曾多次指挥部队在黄河边和日本人作战,打退了敌人的侵犯,保卫了延安的安全。他后来总结出的“半渡而击”和“主动出击”的战术和河防战斗经验(将敌人击败于航渡之中,或将敌人击败于登陆之际),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推广,并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江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严重影响社会安定。陈奇涵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西剿匪的总指挥,率全省军民共歼灭土匪55892人。其中,翠微峰战斗,仅以牺牲30人的代价,歼灭了敌人2300余人,创造了山地剿匪攻坚战的范例,受到了华中军区的嘉奖。


不久,翠微峰战斗就被拍成电影《翠岗红旗》,在全国上演。时任第四十八军军长的贺晋年将军对我们说:“翠微峰战斗紧张激烈,陈奇涵司令员签发了《江西军区关于翠微峰战斗的批示电》。他在南昌坐镇,命我在第一线直接指挥。”。


新中国军法工作的奠基人


建国后,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懂得军法,毛泽东任命陈奇涵为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法院是个机构小、规格高的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他上任以后,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他从法院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入手,着重考虑法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并向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报告。他根据军委在他递交的报告上所作的“制法为主,习法为次”的批示,为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殚精竭虑。


首先是确立体制,建全系统,在全军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一级、二级、三级军事法院(分别设在大军区、军、师级单位)的军事审判机构体系,调1200名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营、团以上干部进军法战线。其次,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罚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审判程序与审判办法》,这是我军军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为我国军法工作的法制化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再次,他强调依法办事、照章行事、军法从事,提出合法、及时、准确办案的三原则,切实防止错判,尽量减少偏差,做到全军不出冤案。同时,他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法纪教育,主张把法律交给全军官兵,使人人懂法,个个用法。他还派出袁光少将等九名军法官,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并给予精心指导。


他们在沈阳和太原先后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贯彻了我国政府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绝大多数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陈奇涵为我国军法工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我国有史以来军法战线上惟一的上将。


人格高尚,风范长存


陈奇涵的一生,是革命一生,战斗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但他却谦虚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按笔者的理解,“无能事”,是他的自谦,“而能无事”,则是他的巨大贡献。他为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立定“解黎民于倒悬,救民族于水火”的志向,投笔从戎,随部参加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加入共产党以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为了革命,他家房子被反动派烧了,牺牲了几位亲人。


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他自己也受到打击和诬陷,但革命意志从未动摇。革命成功以后,他淡泊名利,不贪图享受。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申报军衔时,他自报“中将”。他在军衔表上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不久,他又准备功成身退。1957年,他60岁的时候,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中将接班。


陈奇涵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搞五湖四海,与方方面面和谐相处。他工作过的单位多,但无论在哪个单位都能搞好团结。在红军时期,他曾与朱德、黄公略、罗荣桓、聂荣臻、陈赓、陈毅、李富春等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感情。黄公略牺牲时,陈奇涵守候在旁,为他办理后事,帮他写家信,并报告毛泽东。陈奇涵长征到陕北后,与徐海东、刘志丹、周士第、肖劲光、郭洪涛、刘澜涛、徐向前、许光达、李井泉、何长工等在一起战斗和工作,受到他们的好评。


南下以后,他与陈正人、邵式平、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贺晋年、贺庆积、肖元礼、邓克明等同志共事,关系也很融洽。1962年春,朱德约陈奇涵一同去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上了井冈山。两人总结历史经验,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他们这次谈话,后来写成《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收入了《朱德选集》。


陈奇涵在党内斗争中讲究原则,又坚持实事求是,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满腔热情,决不落井下石。延安整风时,陈奇涵是中央党校第三支部(高干支部)书记,对一位犯过错误的陕北领导干部做的历史结论,写得客观公正,使这位同志终生不忘。“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奇涵被派往高等军事学院任军管会主任。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


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当造反派要陈奇涵写朱德的材料时,他就用毛泽东评价朱德的两句话来回答:“气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一些受迫害的江西籍的老干部到北京找他,他都像平常一样热情接待,甚至顶住造反派的压力,让这些同志在家里“避难”。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度党性,在党内、军内赢得了尊重。陈奇涵是一位严肃而不爱多说话的军人,又是一位充满“乡情”、“亲情”的厚道人。他热爱故乡,热爱兴国,热爱江西,他希望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希望家乡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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