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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除了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他看上了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班的学生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她接近。而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看上了她。杨吉昌身不由己,只能和两人都分别发生了关系。不料没过多久杨吉昌就怀孕了。她找到叶翔之,想调动到外地去生育,可是叶翔之不理,非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谈荣章的。谈荣章当然也不肯背这个不清不白包袱,于是也往叶翔之身上推。两人心知肚明,表面上却装出势不两立的样子。走投无路的杨吉昌只能找小诊所去堕胎。最后因为流血过多而死去。

杨吉昌的同班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们了解了这个情况,都气愤异常。她们扬言要联合起来向戴笠去控告叶、谈两人。这件事刚好被在特训班兼课的沈醉知道了,就先报告给跟他关系融洽的毛人凤。

毛人凤沉思片刻说:“这件事如果公开出来,不仅戴老板面上不好看,而且会让外界对我们军统意见更大。所以必须压下来。”

在毛人凤的授意下,沈醉先找了十多个学生吃饭,向他们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宣扬,要他们不必闹出来。学生们本来还义愤填膺,但是在沈醉的威胁下,也都担心自己会遭到相同的待遇,口气也都软了下来。看到学生们退缩了,毛人凤又主动提出要以为国牺牲的名义厚葬死者,再由叶、谈两人亲自送殡,并在坟前磕头认错。经过毛人凤的疏通,叶翔之和谈荣章口头答应了全部条件。学生们也就让步了。

事后,不仅叶翔之和谈荣章很感谢毛人凤的调解,戴笠听说之后,只要不公开出来,也落得不过问。

这样的事慢慢传开,其他人知道了毛人凤的本事,也常找他帮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之后也少不了要给他一些好处,就这样毛人凤的威望和地位也逐渐建立起来。在军统局中慢慢出现了“毛派”。像沈醉、谈荣章等人都是毛派的重要拥趸。

渐渐地在军统局里形成了这种观念,认为戴笠阴森可怖,是个不讲情面的人。毛人凤和蔼可亲,乐于为人办事,和他开开玩笑也无妨。

戴笠听到这些反映后,对毛人凤越发地叹服了,话里话外经常抬高毛人凤的位置,常夸奖他。这也使毛人凤在军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最终竟然能和郑、唐两人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唐两人越来越疏远。戴笠原本就想打造一个“江山帮”的军统局,对于这种局面自然是非常满意。而毛人凤也借此稳固了实际上的“第二把交椅”。

不久,军统局从武汉迁往重庆,此时的毛人凤刚进入不惑之年,身体已经有些发福,他觉得自己除了情场不得意外,官场渐入“佳境”。众人的称呼也由“大毛秘书”变成了“毛大秘书”。

说来也是恰逢良机,军统局迁到重庆后,人员机构迅速膨胀,与此同时工作秩序也有些混乱,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在老头子那里不断失分,急得戴笠破口大骂。毛人凤鉴于这种情况,提出了重整秩序的口号。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制定了一系列的“新家法”。

“新家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设四处五室,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凤为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新规定。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卷宗分四种颜色,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为快件;红色的为急件;紫色的是绝密件。这些不同的颜色表示着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处理有误就要追究责任。毛人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全部的权力掌握控制在自己手里。因为全部情报的分类和签发都必须经过秘书处,这样秘书处的位置就居于军统的核心,代理主任秘书的职务就高了起来。

对于毛人凤的揽权,一批老牌特务十分不满,他们习惯于特立独行,常常炫耀自己能当机决断,现在事事都要请示汇报,行动受到限制,因此非常不满。他们不敢到戴笠那里告状,于是几个湖南派的特务张严佛、沈醉等到唐纵那里告状,唐纵不知情况,跑来和毛人凤交换意见,毛人凤不敢得罪他,静静地听唐纵把话说完,也不争辩,搪塞一番,“新家法”仍然进行。几次过后,唐纵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就不再理会。这个制度就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