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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汪精卫一家就有打理行装逃离河内的迹象。行动小组还来不及做出判断,两小时后,汪精卫一家分头坐上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开得远远的,追赶不及了。

陈恭澍和余乐醒面面相觑,以为这下就要彻底跟丢了汪精卫,没想到监视高朗街的人员报告,说两辆轿车又回到了住处,汪精卫夫妇迅速返回屋里,不再出来。

陈恭澍决定不能再放弃机会,当晚立刻实行刺杀。

1939年3月29日晚上,陈恭澍向同住的七名行动人员分派职责。他们事先已经去高朗街多次踩点,也将房子的平面图看了又看,记得滚瓜烂熟。他们知道,在三楼右首那间主房就是汪精卫夫妻的卧室,在如果七人相互接应发动袭击,凭着他们的枪法,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无论在行动小组的心里,还是在汪精卫的心里,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出发前监视小组又来报告,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一家也来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里。人多,必然给暗杀带来新的困难。

联络组向香港发出问电,戴笠回应:“立刻执行。”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很早都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三楼右首的房间里,王鲁翘先从斧子劈开的窟窿里用手电照进去,看到床下有一个男人,上半身钻在床铺里,露着光溜溜的大腿瑟瑟发抖。他不由分说,对着男人就是连发数弹。他亲眼看着子弹一颗颗打入对方的脊背,鲜血飞溅。他正要收枪,继而瞟到另一张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于是又补了几枪。他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在外头作掩护的余鉴声焦急地吹了个口哨,王鲁翘低声说:“好了。”两人便立刻退出房间,沿路叫上放风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一起撤退。几个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陈恭澍的接应车飞驰而去。陈恭澍问情况如何,王鲁翘自信地擦着枪说:“以我的枪法,绝对没问题。”

当夜,河内就给戴笠发去了报喜的电报。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昨晚他们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鸣。

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来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他们有四个孩子要照顾,人数比较多,汪精卫就让他们住在大一点的主卧,自己搬到客卧。不知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让曾仲鸣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

戴笠没有想到自己的误刺,反而导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也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面子丢进的军统局继续把汪精卫列为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准备把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重新捡起军统在蒋介石面前,在国民党政府中,在天下人面前失去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