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一篇文章,很以为然——老杨的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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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中国军事迷讨论最多的是两个人的“急速转身”。一个是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一个是很可能参加俄罗斯下届总统竞选的梅德韦杰夫。用《连线》杂志一位博客作者的话说,前者在美国保守派大本营企业研究所演讲时突然变成了一个“冷战斗士”,而后者在G8峰会上的表现及高调地邀请越南军事代表团参加向越南提供6艘潜艇首艇的下水仪式。对此一些中国军事迷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安全环境将变得恶劣的标志。军迷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老杨与中国核潜艇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老杨,是在1988年中国导弹核潜艇首次进行水下发射弹道导弹的现场,当时他是海军负责核潜艇建造的军代表,直到他从海军核安全局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我们的联系又多了。几天前,他来找我商量他正在写的一本书——《见证中国核潜艇》。在谈话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老杨手中那些有关中国核潜艇的文物。比如当年核潜艇几任总设计师的算盘和计算尺,他们穿过的翻毛皮鞋,还有当时建造核潜艇的“一线指挥官”每次重大活动才穿的中山装等等。我问老杨,这些东西是怎么从那些老总那儿要来的?在我的追问下,老杨给我讲了几个故事。比如第一任核潜艇总师彭士禄送给他的那把早期用于设计核潜艇方案的计算尺,是缘于他与彭总经常的“吵架”。


老杨说,上世纪70年代,他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海军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军事代表室工作,那时年轻气盛,非常想把工作做好。在参与核潜艇技术问题的处理上坚持严格把关,但有时把握不住分寸,在技术问题上经常与彭总发生争执。老杨说,反应堆发生事故时,要将压舱水紧急注入压力容器和一回路进行紧急降温,因此在核燃料装载前必须进行安全注入试验。试验后工人经过反复清洗后已经基本干净,但仍然有极微量的油渍。设计部门经过分析认为在安全范围内,但老杨坚持认为绝对不容许有丝毫的油渍存在,并在会议上顶撞了彭总,使这个问题陷于僵局,气得彭总大喊:“往反应堆里倒一桶油也没关系!”事后他找到老杨,温和地解释为何微量的油对核反应堆正常运行影响不大的道理。以后,老杨反而与彭总成了很好的忘年朋友。说到计算尺,老杨又说到了核潜艇第二任总师黄旭华送给他的算盘。他说,黄总当时在船体组,与在动力组彭总用计算尺一样,在60年代苏联专家撤走后,为了加快核潜艇的总体设计方案,成千上万的数据只能用算盘和计算尺一个一个算出来。有时为了一个数据经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计算,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但大家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于1962年提交了第一个核潜艇的总体设计方案——《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


彭总和黄总用计算尺和算盘的时代,刚好是中苏关系恶化的时代。虽然苏联1953年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技术转移,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给中国的只能算是一个20世纪中期水平的工业骨架。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是一场工业物资支撑的现代化战争,中苏在这场战争中虽然相互指责,但却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无形中却对越南形成了高、低端产业链搭配的分工供应。结果是美国陷入衰退撤军,苏联被推上世界霸权的顶点。到了1980年,中美关系改善而中苏关系仍未好转之时,中国的工业人口已达到了两亿。此时刚好赶上美国开始玩金融,不得不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同时苏联陷入阿富汗战场10年,最终也没有和人口规模与中国一样的印度搭成工业转移的桥梁。“冷战”结束后,美国又被萨达姆和本·拉登推入永远称霸世界的梦幻,再次给了中国填平补缺的机会。直到当下,美、俄才真正把目光锁定拥有工业人口潜力的印度、越南等国家。


今天再看老杨与核潜艇的故事,说明了在得到工业骨架后,中国人完全可以在美、苏同时的技术封锁下,自己用一代人的时间在这个骨架上“长肉”消化技术转移,进而利用人口优势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如今美、俄在战略上针对中国的调整,恰恰证明了他们在工业升级上遇到了人口障碍。也就是说,他们担心每年有千万工业人口涌出的中国实属正常。而对于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则是如何强化自己的工业骨架及在这个骨架上长出“肌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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