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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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经67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依然有精力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皇恩浩荡上,最高领导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人氏(今北京),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乾隆还是大怒,下旨曰:“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意思是说,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冒顺天籍的原因。

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三十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钱请“廪生”(生员的一种,可以在政府领粮食,相当于公费生)作保人,考试前考官点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廪生必须应声“某人保”,一旦“冒籍”事发,作保的廪生也会被革去功名。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份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专司纪检监察的中纪委副书记。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查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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