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龚晓跃:所谓天下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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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 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 位英明神武的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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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 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 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 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 “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 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 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 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特刊组稿

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 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 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 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晚清“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 反政府势力泛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谓“民”,就是“士”、“农”、“工”、“商”,由他们组成传统“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四民”之首。

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兵”,开始 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等,以至于近代 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美国总统:中英战争“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 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著名史家许倬云谈辛亥之后:南京为何让出政权

楚望台的枪声,回音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在东亚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一次革命,说是快,却也是改革不见落实,人心郁闷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现的大变;可是,事情发生又如此突然,革命党的领袖,一个都不在场,以致湖北新军没有适当的领导,竟很快就被北洋大军压出,不能更有作为,最后这一起义的军队,竟从此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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