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印自《福建党史月刊》,作者:王相坤,原题:《毛泽东如何在“最危急关头”挽救红军 挽救党?》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陷入危局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挽救了党和红军。


大搬家式转移:出师即陷入危局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李德参加了会议。李德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上报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这就拉开了长征准备的序幕。


为准备长征,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实际上博古、李德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他们把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定位于“搬家”,即把中央机关从苏区搬到湘西。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承认“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这种把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编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动,既谈不上精干、快速,又影响红军主力的作战行动。连博古自己都承认长征战略转移计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计划。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果然,这一战略转移方案,在长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动迟缓又带来战略转移目标过早暴露的严重问题。


蒋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军的战略意图的。此时,红军正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12日,他发出电令,特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构筑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提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与毛泽东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时已由冒险主义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避战的心理驱使他们不再停留,认为那是冒险,遂选择了加快前行、脱离追兵的道路。


这样,强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价。如果把长征以来全部伤亡和减员包括在内的话,总计已经损失5万多人了。也就是说,长征刚刚一个多月,损失已经过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从中央到红军中的许多人,人们开始从中央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指挥反思失利的原因。《刘伯承回忆录》描述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尝试改变:毛、张、王结成同盟


毛泽东早就发现靠博古、李德领导军事,注定要葬送中国革命。在困境中,他做工作,逐渐分化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历史给毛泽东认识王稼祥的机遇是1931年4月。在是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实际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在中央苏区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了一个重大组织措施——向苏区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以加强和控制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代表团成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以任弼时为团长。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4月4日在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不懂军事的王稼祥,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创造的中国第一块根据地,并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由衷地感到敬佩。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围绕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问题,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演变成对毛泽东的批判,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这时,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支持虽然没能改变毛泽东的处境,但在那种情况下此种表态足见他的政治勇气。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xxx评价王稼祥:“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把王稼祥从“左”倾中央中分化出来以后,又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

早在1920年初,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那时,毛泽东、张闻天几乎同时加入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上发表。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几个月后即在中共临时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从此时起,他成为王明“左”倾中央的主要成员。


1933年1月,随博古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也参与了由博古导演的打击毛泽东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不久由李德、博古指挥的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而引起的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指责,使博古与张闻天矛盾加深。博古对张闻天的排挤活动,为毛泽东把张闻天从“左”倾中央里分化出来提供了机会。


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对这段经历作了回顾,认为:“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他说:“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与毛泽东有着同样际遇的张闻天,越来越理解毛泽东了,越来越感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而博古、李德所推行的政治、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于是,在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毛泽东敞开心扉,倾诉了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从此,毛泽东与张闻天接近起来。长征开始时,根据毛泽东提议经张闻天向博古力争,毛、张、王三人被编在一起行军、宿营、吃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


毛泽东曾对师哲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各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日记中,也回应毛泽东的说法,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了,而王稼祥也开始与张闻天讨论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事。一天,王问张,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决战遵义: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渡过湘江后,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沿着西延山脉继续西进,计划按原定方案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发现红军的战略方向的蒋介石,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博古、李德发现这一情况后,仍不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西进,于12月11日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向周恩来郑重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十分赞同这个意见。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直接交流之后,周恩来又陆陆续续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他们不仅要求改变行军方向,而且对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召开会议加以研究。于是,在中央红军占领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此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重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周恩来等也赞成这个主张。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与博古、李德斗争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最高“三人团”也开始分化,周恩来脱离博古、李德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新“三人团”取得的第二个胜利,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基础形成的,会议还作出了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进入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城。


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占领遵义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举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这时,博古已产生取消遵义会议的念头。他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开什么会议。李德压根就反对召开遵义会议,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在猴场会议后已经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但顾问的头衔还保留着,如果继续讨论军事指挥的责任,恐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


毛泽东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与王稼祥商议后,由他出面向周恩来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周恩来来到博古的住所,向他通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要求召开会议的情况,申明他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看到阻止执行黎平会议关于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已不可能,便同意了大家的建议,分工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也在忙碌地准备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商议如何才能开好这个会。他向张闻天说: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对此面露难色。毛泽东补充说:你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说完,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记录着他与不少红军指挥员谈话内容和有关情况资料的小本子,交给张闻天以供参考。


告别张闻天,毛泽东又来到王稼祥住处,通报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执笔起草一个报告提纲的情况,并提议王稼祥在会上也讲一讲。王稼祥欣然应允:那自然,你不叫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现子甲路80号)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样、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


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之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起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也称“反报告”,这个报告提纲实际上是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完成的。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说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对自己的论点一一展开,作了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这时,因负伤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来发言。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还说,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舂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大多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留下的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十分清楚地说明,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所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除博古、李德、凯丰之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赞同,于是会议以毛、张、王三人的发言为基调,作出一系列决议:


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出了结论。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没能胜利,“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导致军事指挥错误的原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在作战指挥上,一是“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侧翼的活动”;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三是“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即李德—引者注)、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二、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三、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项授权实际上明确了将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起中央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主导全党。他领导党和(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转战云贵、飞越六盘山,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渡过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又一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