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4日夜,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在罗兰加洛斯红土球场上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神话:一位亚洲选手,纯而又纯的黄种人,在西方世界的主流体育运动中夺得了冠军。据媒体介绍,其时有1亿中国人通过电视画面,目睹了这一奇迹的发生。

神话完成,解读随之开始。“是什么造就李娜神话?”“李娜的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为什么李娜不感谢国家?”这些可能实际上并未困扰李娜、也未必被她仔细思考的话题,刺激着后来的评论者和民众。更何况,这位性格火爆的武汉姑娘,一度发表了反对举国体制的言论,甚至因为种种不满——恋爱被禁、奖金分配不公、没有一对一的独立教练而一度选择退役,被视为“个性球员”的代表。也因此,面对传奇,有一种声音格外引发争议:传奇与“国家”无关;这是她一个人的胜利。而2008年单飞后成绩上扬,最终水到渠成拿到大满贯,更是在证实,李娜展现了“一个公民自由拓展会有怎样强大的力量”。


这些声音虽有借李娜传奇一浇胸中块垒之嫌,但回到事件本身,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切入了事件真相。毕竟,当“感谢国家”成为体育圈内行规之时,李娜自己就反问过,为什么要感谢国家?所以,在法网获奖致辞中,李娜以国际化且职业性的方式感谢了赞助商,然后感谢了赛会组织者、工作人员、教练团队,并祝福了某位管理者生日快乐。


不过,“公民胜利论”的一个逻辑难点恐怕在于,如果仅仅把李娜视为一个人的胜利,那如何解释升旗仪式上李娜流下的泪水?如果李娜传奇与民族情绪无关,在众多展现运动之美并获得丰厚回报的运动员中,民众为何唯独给予李娜更多的掌声?


无视国家民族情绪的存在与李永波孤陋滑稽的“奥运唯一标准”论,也许都犯了同样的未正视现实的错误。前者无视职业体育的残酷一面,给予过多溢美之词之余,由于将国家与政府、体制混为一谈,在表态的同时亦将一些重要价值资源自我排除;后者则忽视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价值尺度的中国,社会和个体都已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在职业体育已经全面超越业余体育的今天,既非职业也非业余、以奥运金牌为唯一价值取向的专业体育越发失去魅力,审美价值缺失,甚至显出丑陋一面。


体育在这个国家享有特殊的地位,自然与当年被讥为“东亚病夫”的痛苦记忆相关,杰出的运动员因此往往被视为国家形象。但从中国女排到姚明、刘翔,再到李娜,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变化事实上属于每个中国人:自由、奔放、自信、勇于表达,有自己的思想,能在普适规则中展现自己的风采,甚至站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李娜没有用语言表达感谢国家,却感谢了这个国家管理网球运动的官员孙晋芳。这位当年的女排英雄,曾在李娜抨击举国体制后指责其缺乏职业素养;而正是这位官员的从封杀到改革,让李娜等人实现单飞,一举改变了网球现状。如果说李娜代表了新的中国形象,那么孙晋芳的存在,是否在说明,某种社会共识正在发力,体制内外始终存在着推动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