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的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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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


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她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发的时候,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有一次,上面组织学习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股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的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他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阳早曾说,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要有斗争感,要有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红二代的风雨人生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21岁那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凭。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很让他愤怒,“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


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整个三十年。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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