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非清末首次武装暴动 为何称“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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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史称“辛亥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武汉首义一说,则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

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史称“辛亥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武汉首义一说,则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10余年间发动10多次反清武装暴动,诸如——



1900年由保皇派与革命派联手组织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又称庚子自立军起事),1900年10月郑士良等的广东惠州起义(又称庚子首义),1906年12月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1907年5月同盟会策动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6月同盟会发动三合会在惠州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1873—1907)联络会党举行安徽安庆起义(又称丁未安庆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4、5月黄兴与会党首领黄明堂(1866—1938)发动云南河口起义(又称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发动新军举行安庆起义(又称戊申安庆之役),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之役),1911年4月,黄兴、赵声(1881—1911)率同盟会精英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


上述反清暴动的模式大略相同: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



历次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


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这并非偶然。


古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此种豪迈楚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而此种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革命党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10月10日傍晚一处举义,诸营响应,经一夜激战,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


11日在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


汉阳、汉口相继于11、12日光复;


1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拟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军在汉口(时称夏口)、汉阳与南下的北洋清军主力鏖战月余,此为辛亥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战争。“阳夏之役”四十天间,湖北各州县竞起响应,湖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反清独立。故“辛亥首义”之“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


“首义”的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更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此诚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威廉施坚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在《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根据市场交易的规模和兴旺程度,将中国村庄以上的聚落分为八个层级: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基层市镇。而处于中国国内贸易最高地位的汉口,兼具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的功能。在这样的近代中心城市爆发的辛亥首义,在三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


一是以武装暴动击碎200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2000余年的专制帝制。



二是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三是辛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举起了取代清朝中央政府的旗帜,而多数省份也纷纷宣布“易帜独立”,导致了专制集权的清朝的瓦解。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形成各省督抚日渐张大的地方势力,而清末西学东渐之际,欧美地方自治模式传入中国,伴随立宪政治的推行,地方自治渐成气候,而辛亥革命各省咨议局、自治会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皆是这种“地方自治”倾向的延伸。辛亥革命的成与败,都与此一环节颇有关系。


这些既破且立的环节,都留下种种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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