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政体来看西方民主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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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很有意思,在西方人的认识中,似乎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就完全是两个体制里的不一样的国家,虽然新加坡也是华人为主的国家。西方人眼里所认为的新加坡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可事实真是这样吗?或者应该说,西方人嘴里的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双重标准的词语罢了。也许用“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西方势力颠覆他国政权的一种手法”这样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不过了。因为事实的确是这样,每一场颜色革命带来的是民主吗?不,没有,西方人权运动者和他们背后的那些政客所带来的只有动乱和暴力,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哈巴狗一样听话的‘民运精英’们所掌握着的政府对西方大国的维诺是从。


回头来看新加坡,其实说到底,这个国家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说很是相像。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内阁制政府。国家机构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为国家元首。国会议员也是选举产生,总理从国会多数党中产生,其领导的内阁拥有行政权,并由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公务员的聘用以及处分。总理从议员中选出内阁部长。


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里,由于其所实行的是内阁制政府,所以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说道新加坡总统-纳丹,很多人都一片木然,这位大爷是谁?


真正操控着的新加坡权利的内阁总理,以及其背后的议会。的确,乍一看上去,新加坡是和美英等国一样,实行的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实际上,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大陆,再到日本,都是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西方的那一套狗屁‘民主’在东亚根本行不通。

虽然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之下,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是社会党国际却认为它是专制独裁统治,打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而且时常通过以诽谤罪控告异议人士等司法诉讼官司的手段,让具有威胁性的反对党成员封口,甚至使其破产、永久不得参政。


不过的确是这样,作为新加坡最大的政党,自1957年以来就一直控制着新加坡的议会的人民行动党最初是一个以追求最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脱离为目标、左派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政党,英国留学归来的民族主义者是组成核心,当地接受过华文学校高等教育和进步思潮影响的极左人士也是其组成的重要部分。1957年首次市议会直选,新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就获得了接近半数的议席;1959年立法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执政之路。可以说,人民行动党最初是新加坡全体华人的声音。


然而在1961年这个转折点,人民行动党却开始了其阴暗政治的步履。这一年,由李光耀领导的党内反共势力与党内亲共势力发生决裂,后者另组社会主义阵线,虽然以1席优势控制议会,但这次险些丧失议会的控制权的危机却使得人民行动党意识到了一些事情。


在与马来西亚短暂合并为联邦期间,李光耀在得到吉隆坡政府的支持下铁面整肃了共产党人,从而一举肃清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反对派。从1966年起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占据了议会中的全部席位,时间长达15年之久,直到1981年,J.B 拉惹勒南打破人民行动党的议会垄断。


通过司法手段来阻止具有威胁性的候选人参选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拿手好戏。在新加坡严格的选举法对参选人的资格做出极大限制,有任何犯罪记录,甚至包括酒醉驾车的人士或破产者都被禁止参选。许多反对党人也因被控诽谤而丢失议席。


、在1981年打破人民行动党15年来对议会全部席位控制的那位拉惹勒南议员便是被李光耀11次控告诽谤成立后,被要求支付巨额赔款,而在延迟1天交付赔款的情况下,被强制勒令破产,从而剥夺了其参加2001年选举的资格。


由于根据宪法,新加坡是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单一制、议会民主制(内阁制)的国家,所以在社会党国际内部看来,自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来,人民行动党执政便一直执政,并以压倒性多数控制着议会,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民主选举,而是一种变相的专制国家。所以当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动议自然也就得到了其他社会党国际成员的认同。


而且在社会党护国际看来,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多问题。虽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追随的是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总统是国家元首,只拥有象征性的权力,但其却拥有着极其隐蔽的另一项意义。在1991年以前根据宪法,总统由议会任命。在外界压力之下,1991年宪法修改后,任期6年的总统由民选产生。而且总统的权利也进一步的被放大了。


尽管修正后的宪法也赋予总统更多的权限,包括否决所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种族和谐的政府法案,在总理的推荐下任命内阁官员和部门首长,以及启动腐败调查程序。但是宪法却又作出了另一项规定‘总统在采取这些行动前必须首先咨询(Council of Presidential Advisers)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意见。这也就等于给总统的所谓特权插上了一道保险锁。


根据1991年宪法修正案所建立的总统顾问理事会,事实上便是一个保险锁。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在动用任何权力之前必须首先咨询该理事会的意见。这个机构也就人民行动党制约民选总统的特设机构。把持着议会的人民行动党怎么可能会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从理事会的构成便也可以看的出来人民行动党的用心良苦。宪法修订案规定,总统顾问理事会组成6人。其中2名由总统本人任命,2人由总理推荐任命,1名由最高大法官推荐任命,还有1人由主管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推荐任命。而总统顾问理事会主席在总统无法行使元首职责时还负责代理元首行使职责。如果总统顾问理事会主席也不能代理元首职责时,国会议长代理行使。这层层相扣的环节使得人民行动党牢牢保持着新加坡的政权。


总统不过只是象征,负责执政的是内阁。内阁成员由总理从政府部门首长中选出,由总理负责。下设2名副总理。1991年李光耀下台后增设内阁资政,李光耀担任。而2004年,吴作栋下台后,李光耀继续留在内阁内担任内阁资政,而吴作栋则出任国务资政。


国务资政与内阁资政的位阶高于副总理。最典型的就是在李光耀尚未辞世的时候,李显龙是总理,李光耀是内阁资政,父子二人同在内阁资政。当时曾经有反对派抨击说,父子,两人同在内阁中工作简直就可与严嵩、严世藩父子把持中国明朝内阁没有什么差别了。


不仅仅这样,由于内阁成员同时也是议会议员,其中多名内阁成员兼任多职,例如李显龙担任总理,但又兼任财政部长一职,在西方政治界看来,这样是很难被接受的。

如同日本政界,执政党基本上都是‘自民党’一样,新加坡也是如此,虽然党派较多,但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在议会中也鲜少有能够形成监督力量的反对党。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以及异议分子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自从李光耀任新加坡总理开始,人民行动党便采用包括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运用行政资源以及诉诸法律行动等各种手段,甚至经常利用各种司法程序,来压制反对派的声音。


自从独立之后,新加坡便一直维持有效的《国内安全法》,该法案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可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相应人士。一些早年曾与李光耀合作的新共领导人即因该法被拘禁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政治犯是新共领袖林清祥。


由于政府透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许多反对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坛或移民他国。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反对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却始终不能成为主流。比如反对党政治人物-J.B 拉惹勒南便由于与人民行动党多位领袖长年的官司缠身而宣告破产,另一位反对党人物-徐顺全也因为诽谤罪成立被判破产。正式这样的种种手段,使得人民行动党在1966年到1981年,甚至占据了整个国会。统治了整个新加坡的政治舞台。


西方国家偶尔会指责新加坡即便是实行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也似乎更接近一党执政而不是民主政治,因为国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该党党员,三任总理李光耀、吴作栋与李显龙也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虽然国会的构成来自选举结果,但要把新加坡政治视作民主舞台并不具太大的说服力。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新加坡永远都不是被抨击的对象,反倒是北京,无论怎么去做,都永远是那些人权运动分子嘴里的‘独裁政府’。难道所有的一切不以西方模式来运转的国家政权便都是‘独裁’吗?反正西方人的双重标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可以大肆挞伐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自己却频频的参与金融领域的救市行为。前者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粗暴干涉,后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一切。这就是精英所认同的‘民主’。


从客观因素上来说,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看来,新加坡言论自由的空间自1965年独立之后变一直受到压制,虽然虽然近年来为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展现更开明的政府态度,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放松,但普遍观点上看来,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政府持股的方式间接控制了该国两大媒体集团,也是对新闻媒体声音的变相控制。


加上反对声音也因为其他种种限制很难通过其他私人出版机构出版其著作或发表言论。外国媒体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往往会导致诽谤官司,或被限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此外,个人或民间组织也被禁止自行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所有外国电视节目都可被审查。政府也对网络进行管制。可以说,新加坡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依然是双重标准。在西方国家严厉,新加坡依然是民主世界,中国依然是独裁政府。难道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在人民行动自由上,新加坡政府对这一点并没有太大限制,但当局对一切集会活动都非常关注。在新加坡,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的户外集会都必须向警方备案。新加坡的内部安全局拥有非常大的权限,被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授权可在必要时无限期拘留任何被怀疑可能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人士,并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扣押多年。


同样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得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稍微正常的国家都会去做的。难道纵容暴力集团的犯罪,纵容那些分裂分子破坏和平与安宁就是‘民主’吗?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在本国的安定稳定上,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错误。只不过西方世界愿意去制定他们的标准罢了。而这种标准却又使得一些靠着‘民运’吃饭的政客、活动家们拿来随意衡量。


不过和新加坡有一点不同,在日常行为的监督上,中国政府并没有如同新加坡那样采取高压管制。在新加坡,口香糖被禁止在境内销售;随地扔垃圾、使用厕所后未冲水、在公众地方吸烟、不在指定的过路处过马路,不利用天桥或隧道过马路等乱过马路行为、在地铁上喝水或进食等等行为,都会导致高额罚款或强制劳役,被处罚在公众地方扫街。


而且新加坡传媒记者会拍照被罚人士,所拍的照片会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章的头条上。同时新加坡还拥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禁毒法律。携带毒品入境或藏毒作贩卖用途的主要刑罚直接便是为绞刑,藏有15克以上海洛英可判缳首死刑,此外还有为人所熟知的笞刑处罚等。


尽管西方人无法无法理解这些严厉的刑法,但大多数新加坡人却认为重罚可有效遏止犯罪或破坏性行为。不过即便是这样,新加坡从来都没有被人权组织、民运分子所指责过。


就便是李光耀这样的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抨击。这位新加坡的‘国父’曾经倡导大学毕业的女性应该与受同一教育水平的男子结婚,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也拥有‘高智商’。不过这项政治宣传终因国内过大的反对声音而作罢,不过李光耀依然坚持其观点的正确性。并一直引用剑桥大学教授的研究为佐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如果中国政府执行着如同新加坡一样的严酷的日常行为监督,或者某位中国领导人说着如同李光耀所说的这样的话语,恐怕世界上的多数人权分子早就跳了起来,大肆抨击了。


其实试着去分析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所能够得到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国永远都不会成为西方世界眼中的敌对,也永远无法再世界上坐大,不会对传统大国的地位形成挑战。加之新加坡长达百余年的英属殖民地的身份,西方世界自然会容忍的下。

本文内容于 2011/6/11 10:50:40 被南口残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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