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毛泽东从枪口下救下勇将陈伯钧

陈伯钧简介


陈伯钧(1910—1974),原名陈国懋,四川省达县人。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排长、连长,赣西第三游击纵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二团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军团参谋长,第十三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第二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代表,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兼东北军政大学上干大队大队长,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的讲演震撼了年轻的陈伯钧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10月,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汉。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中心。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地点设在武昌两湖书院。


此时,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习的陈伯钧,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反动当局开除出校,这一年他刚满16岁。当他听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的消息,大喜过望,立即从万县赶到重庆参加考试。成绩很快公布了,陈伯钧终于如愿以偿。


1927年1月,陈伯钧来到武汉,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


在武汉,陈伯钧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一切。大街小巷贴满了欢呼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标语,建筑物上红旗招展,身穿灰布军服,头带大盖帽的国民革命军成群结队地从街上走过,车站、码头不时有宣传队、演出队在表演节目,男兵和女兵们在指挥着围观的群众唱着革命歌曲。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奋斗,齐奋斗!”


……


歌声此起彼伏,震撼着整个武汉三镇。隆冬的严寒早已被火热的激情消融,人们的歌声是火热的,目光是火热的,心情也是火热的。


陈伯钧被深深地感染了,他喜欢这座被强烈的革命气氛笼罩的城市。早在万县读师范时,他就听过萧楚女的讲演,读过《新青年》、《先驱》、《向导》等革命刊物,接触到一些新思想。他渴望结识更多的同志,阅读更多的革命著作,搞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并把自己融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在军校,他第一次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演。


毛泽东身材魁梧,仪表英俊,举止潇洒,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使他的讲演很有感染力。


毛泽东以其考察所得,向学员们介绍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概况,并分析了农民运动的性质和趋向。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批驳了那种把农民运动视为“痞子运动”、“糟得很”的错误观点,称赞湖南农民运动是“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说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迹。”他号召大家支持农民运动,将农民组织并武装起来,打倒地主土豪劣绅,推翻旧政府的统治,建立新政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明确地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的讲演深入浅出,声情并茂,讲到激动处,大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


陈伯钧被毛泽东的讲演震撼了。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也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一条全新的道路展现在自己眼前。


讲演结束了,陈伯钧还沉浸在演讲现场热烈的氛围中,他品味着毛泽东刚讲过的话: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从此,陈伯钧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经典著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


但令陈伯钧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月,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掉转枪口进攻武汉。


为平定叛乱,陈伯钧与军校学生一道编入中央独立师,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的指挥下,向叛军发起反击。一场激战过后,叛军溃散了。陈伯钧第一次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在咸宁前线,他毅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


5月下旬,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反动军官何键叫嚣“打倒中央军校的赤子赤孙”,并企图缴革命军的枪。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叛变革命。


白色恐怖迅速笼罩了整个武汉,大革命失败了。


陈伯钧陷入了痛苦中。他和所有的革命青年一样,苦苦地思索着、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得到消息后,陈伯钧异常兴奋,他要和战友们一起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他随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不久前由中央独立师改编而成)离开武汉,乘船东下。1927年8月,陈伯钧等人几经周折到达江西铜鼓。


毛泽东赞许地打量着比自己小一半的红军战士,夸奖他人小志气大,有革命抱负。


铜鼓位于赣东北,是一座偏僻的山区小县城,总共不超过而三百户人家。由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的第三团驻在这里。


9月10日,适逢中秋节,银盘似的月亮倒映在祠堂南边那条名叫武水的小河中,水光粼粼,月影时聚时散,真是难得的良辰美景!官兵们聚集在小河边,大家的情绪都很激昂。虽然没能亲身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但南昌城头的枪声躯散了许久以来压抑在他们心头的阴霾,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一种希望,一股豪情。大家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议论着,争辩着。


这时,有人喊:


“那不是毛委员吗?”


陈伯钧见过毛泽东,他抬头一看,只见毛泽东上穿一件白布褂子,下穿一条白细布长裤,脚穿一双沾满泥土的破旧草鞋,手上还拿了一件短上衣。“是毛委员!”惊喜之下,他和战友们一下子围了上去。毛泽东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一个战士发现毛泽东露在草鞋外面的脚跟磨出了血,已经发炎化脓了。大家便问起了毛泽东一路的经过。毛泽东风趣地讲起了他从浏阳脱险到铜鼓的遭遇。


原来,毛泽东曾经遇险,甚至一度被敌人扣留。


毛泽东在来铜鼓途中,正撞上民团清乡,他来不及躲避,被几个团丁抓住。


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团丁放了他,团丁们同意了,但民团队长却不允许。于是团丁们押着毛泽东一路向民团总部走去。到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泽东乘敌不备,一下子挣脱出来,向田野里跑。

毛泽东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满了草,草很高、很浓密,他在哪里躲了起来。团丁们四处搜查,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找。有几次搜寻的人走得很近,毛泽东几乎伸手就可以触到他们,但他最终没有被发现。天近黄昏,团丁们放弃了搜寻。


毛泽东从隐蔽处出来,见险情已过,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一路翻山越岭,奔铜鼓而来。


大家为毛泽东的大胆、沉着、机智的举动而惊诧不已。一边赞叹着,一边簇拥着毛泽东走进了团部。


随后,毛泽东和独立团全体干部见了面。在见面会上,毛泽东首先说:


“党中央一直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这次特地派我来看望大家。看到大家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他宣布了党中央新的行动计划,号召大家立即举行秋收起义。


会议结束后,陈伯钧与战友们边走边热烈地议论着。


“毛委员说的对,要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


“用我们手中的枪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陈伯钧的心在颤抖。他独自来到河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了。他坐下来,翻来覆去地想着刚才毛委员讲的话。


当他站起身,突然发现毛委员正信步向河边走来,陈伯钧觉得自己有许多的话要向毛委员讲,有许多问题要向毛委员请教。思忖了一下,他决定还是趁此机会,就自己负责的新兵训练工作向毛委员请教一番,便向毛泽东走去。


毛泽东见一位小战士走过来,便亲切地招呼着他,两人找地方坐下。毛泽东问:


“你叫什么名字?”


“陈伯钧”


“什么地方人?多大了?”


“四川达县人,18岁。”陈伯钧的回答干脆利索。


毛泽东笑了笑,问:


“都做过什么呀?上过学吗?”


“上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跟随叶挺将军参加过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我是在前线入党的。”陈伯钧望着毛泽东,语调有些激动。


“好啊!上过黄埔军校,还入了党,我们党很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毛委员,我在武汉分校听过您的讲演,印象非常深刻。我常想您说过的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想明白了,共产党人必须依靠劳苦大众,为他们打天下,为他们谋利益。”


毛泽东望着这个年龄比自己小一半的青年,赞许地点点头。


“人小志气大,有革命抱负,好啊!”


陈伯钧有些拘谨地笑了。


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陈伯钧就新兵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问题和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毛泽东仔细地倾听,间或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并鼓励他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验。


月圆之夜的谈话,陈伯钧觉得自己收获很大,他越发崇敬毛委员了。


中秋节一过,部队立即出发了。第三团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由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直接领导。第一师下辖四个团:除第三团外,第一团由原警卫团改编而成,第二团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为主改编而成,第四团则是收编军阀夏斗寅的残部。全师的任务是攻占长沙,计划是:一、四团由修水攻平江,再进击长沙;二团自萍乡、醴陵先打浏阳,再攻长沙;三团从铜鼓出发,与二团同时打浏阳,然后会攻长沙。


9月12日,陈伯钧随第三团向浏阳白沙镇挺进。由于日夜兼程长途奔波,毛泽东的身体已十分虚弱。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磨破后不能行走,陈伯钧和同志们一商量,找来一张椅子,绑上两根竹杠,做成简易担架、抬着毛泽东跟部队一齐前进。时过9月中旬,夜晚天气凉意甚浓,陈伯钧等人找来一条白布夹被披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那件单薄的衣衫是无法抵挡住晨露袭击的。毛泽东实在走不动,为了不耽误部队行进,只好坐上去,他风趣地对陈伯钧说:“只好烦劳给你做一回轿夫了”。


三团首战顺利攻占白沙镇,击溃了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并打败了当地的地主武装“挨户团”,打死打伤敌人连长以下10人。


毛泽东目睹此景,十分高兴,称赞此战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9月12日,陈伯钧随第三团按计划继续西进,攻打东门市。到达东门市后,部队已非常疲劳,这时,突然遭到敌人火力的猛烈袭击,三团与敌激战六小时后,被迫退至上坪。王新亚率领的二团,因不明情况,孤军向浏阳进攻,并占领该城。敌人在东门市击退三团后,掉头反击浏阳,使二团陷入重围。二团背城面水死战不退,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一、四团刚到长寿街,便与敌人遭遇,一团刚与敌人交火,由夏斗寅部改编的四团便叛变了,他们勾结反动军队前后,夹击一团,一团很快被打垮。


第一师并肩作战的几个团有的失利,有的叛变,秋收起义受挫。


部队被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挫折。在最艰难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在部队面前,他的坚定、沉着,使大家慌乱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毛泽东给部队讲话说:


“我们不要怕失败,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驱散了干部战士心头的阴影。


9月14日,毛泽东在上坪召开剩余三个团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当机立断,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各部在文家市会合。


毛泽东亲自率领陈伯钧所在的第三团退向铜鼓的排埠。9月19日,陈伯钧随第三团进军文家市,与第一团会合。


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说服师长余洒度,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山区井冈山转移,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撤离文家市,开始向井冈山的战略转移。当通过沪溪时,又一次遭到敌人的伏击,部队只剩下了千把人。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毅然决定改编部队,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成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下设两个营);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毛泽东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让他们回到农村去工作。陈伯钧表示坚决留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陈伯钧先后担任了第三营第八连排长,代连长。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面貌一新,他们在毛泽东带领下大踏步向井冈山挺进。


“要尊重袁营长,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毛泽东派陈伯钧争取袁文才。


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古城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陈伯钧参加了前委召开的党员大会。会议重点讨论了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决定在井冈山建立留守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为能站稳脚跟,壮大革命力量,要注意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和群众共同建立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争取和改造井冈山地方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等人及其队伍。


袁文才是一个血气方刚、嫉恶如仇的绿林好汉。大革命时期,他率领手下的人赶走了宁冈县的几位伪县长,并与莲花、安福、遂川的农民自卫军一道劫了永新县大狱,救出了80多名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拉起一支农民武装队伍来到宁冈。

毛泽东主动与袁文才取得联系,亲自与他进行了面谈,晓以大义,并送了袁文才100条枪,袁文才表示愿意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由毛泽东派人帮助他改造和训练部队。为表示诚意,袁文才回送了1000块银洋,并答应工农革命军将伤员留在宁冈养伤。


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宁冈到达湖南水口后,决定派遣游雪程、徐彦刚和陈伯钧三人到袁文才那里帮助训练部队、培养革命干部,为建立后方根据地打基础。


临出发他们前一起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正坐在一家祠堂的神龛脚下,旁边是用厚厚的稻草垫成的地铺。看到他们进来,毛泽东忙招呼三人坐下。在询问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后,毛泽东挨个打量了三个人一番,目光中充满了信任。然后郑重地对他们说:


“你们三个人的政治和军事素质都不错。派你们到那里去,前委是经过认真考虑和商议后决定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袁营长虽然是地方武装头目,但是他不同于别人。大革命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上一次我和他谈话,他显得很爽快,愿意与我们合作。尽管如此,你们去后,一定要尊重袁营长,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


毛泽东还吩咐三人到了步云山,还要多了解当地情况,搞点调查研究,传播革命种子,以积蓄革命力量。


三人点头答应,起身向毛泽东告辞。


陈伯钧与两位战友不久就到达了步云山,分别在袁文才部担任了党代表和教官。他们没负毛泽东重托,积极开展工作,对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进行了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很快使这支部队走上正轨,获得了新生,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


危险中,陈伯钧受命护送毛泽东去茶陵


不久,毛泽东率一团团部和一营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与外界几乎呈隔绝状态。加之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适宜于工农革命军长期驻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此时,正值各派国民党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混战之际,井冈山附近各县驻军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县城除一些地主武装“挨户团”留守外,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毛泽东当机立断,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派部队一举攻克茶陵县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


茶陵距井冈山100多里,不仅交通十分不便,且常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和骚扰。为了保障交通线的畅通,陈伯钧利用袁文才与当地士绅的关系,打着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带领连队驻扎在茶陵与宁冈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传递情报,掩护和接送来往伤员。之后不久,陈伯钧带领连队离开宁冈回到了井冈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陈伯钧回来后,适逢毛泽东脚伤,留在井冈山休养。平时毛泽东除了关注茶陵前方的情况外,还常常深入到陈伯钧的连队和战士们一起交谈。一天,毛泽东在部队课间休息时给大家讲了许多历史故事。最后他鼓励战士们:


“《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能力非凡,力大无比。你们能不能要像他们那样,练就一身绝好的本领?”陈伯钧和战士们深受鼓舞,他们齐声高喊:


“能!”


毛泽东看着生龙活虎、士气高昂的战士,满意地笑了。


进入12月,毛泽东的脚伤大有好转,便决定下山,他安排好后方的工作后,找到了陈伯钧。


“伯钧同志,我的脚伤已基本养好,要下山去茶陵。茶陵的情况有些复杂,我不大放心,想请你负责护送我去,你看如何?”


陈伯钧一听毛泽东要自己护送他去茶陵前方,十分高兴。自从回到井冈山,陈伯钧就盼望着能到前线去参加战斗,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好向毛泽东提出来。这回可是如愿以偿了。


陈伯钧很快和袁营长商量了此事。袁文才决定派了一个班的战士给陈伯钧护送毛泽东。陈伯钧带了人马,跟随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及随从人员、同行踏上了通往茶陵的道路。


由于沿途农会的协助,他们经过一整天的急行军,顺利到达茶陵坑口圩。这里离茶陵县城只剩下一半路程。陈伯钧与毛泽东商量后,便让负责护送的这个班返回井冈山归建。由陈伯钧独自跟随毛泽东到前方去。


第二天夜色降临的时候,他们离茶陵只有五六里远了。为了谨慎起见,毛泽东决定在一个小村庄暂时住下,探明情况后相机行动。陈伯钧让村里的赤卫队员到城边去打听消息。


这时,从茶陵城方向传出了枪声,密集的步枪声中混杂着重机枪沉闷的响声。


大家抓紧时间吃完晚饭后,毛泽东做出了安排:


“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在房子外放哨。”


毛泽东决定和陈伯钧一起负责从下半夜到拂晓这一段时间,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夜半时分,茶陵方向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其他情况一概不清楚。


陈伯钧感到迷惑了。浮桥是被谁拆掉了呢?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如果是敌人拆掉的,为什么东门外没有发现敌人?


陈伯钧定了定神,仔细分辨着枪声。根据经验判断,他感觉情况不妙,这使他一下子紧张起来。


眼下他们八九人,只有陈伯钧和毛泽东的警卫员各有一支驳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如果此时敌人出现在村子附近,如何能抵挡得住?陈伯钧有些紧张地看了看站在身旁的毛泽东。毛泽东显然也正在思考着这一问题,他默默地吸着烟,神态自若,这使陈伯钧略感宽心,渐渐镇定下来。


好在一夜无事,拂晓时分,赤卫队长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浑身冒着汗。他讲了打探到的情况:我军已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敌人还尚未进城。大家顿时觉得十分奇怪,纷纷议论着:为什么部队不向东撤退到井冈山,反而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还要拆了浮桥?


毛泽东思忖了片刻,似乎成竹在胸,他吩咐:马上向南追赶部队。


一行人匆匆踏上了南下水口的大路。途中,他们收容了三个掉队的伤员,才知道茶陵遭到了国民党第八军独立团的进攻,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团的部队伤亡很大,他们利用夜暗撤出了茶陵城。


大家马不停蹄一直奔波了30多里,又累又饿,于是便在一个村庄停下来,想休息一下,弄点吃的东西,同时为伤员找几个民夫。陈伯钧挨着毛泽东坐下,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


“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


陈伯钧立即回答说:


“我同你的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


草草吃完饭,民夫也找到了,大家绑好担架,民夫们抬上三个伤员又向水口进发了。


入夜,他们到达水口。一营正在这里休息,团部的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召集负责同志召开会议。大家讲明了情况:团长陈浩等人的叛变导致战斗失利,部队被迫南下。毛泽东征求团党委意见后下令立即将陈皓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


为应对危机局面,安排好后续工作,毛泽东连夜给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部队准备到永新一带活动,希望他们有所准备。信写完后,毛泽东将陈伯钧叫到跟前,让他连夜抄小路追赶往砻市送信。


陈伯钧接信转身准备走,毛泽东叫住了他。


“天黑夜冷,多加小心。”


陈伯钧感激地点点头。连夜出发向砻市赶去。

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抵达了砻市。在砻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政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人投敌叛变行为,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会后召开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了工农革命第三项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


陈伯钧误伤战友,毛泽东救了他:“不要你偿命了,但要打40大板。”


回到井冈山后,为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任命吕赤为队长,陈伯钧为副队长。他俩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又都是党员,感情很好,常常在一起开玩笑。


陈伯钧有一支名为“曲天”的旧式手枪,是从袁文才那里弄到的,在当时武器奇缺的情况下,这支枪已足以让陈伯钧自豪了,但这支枪扳机有点毛病,无法击发。每当陈伯钧向吕赤炫耀时,吕赤总是揶揄他:


“你那枪打不响还不等于半斤铁?”


于是,陈伯钧一有机会便摆弄那支手枪。


1928年,部队开赴湘南执行任务。一天,吕赤带领一个区队去附近打土豪,陈伯钧就留在家里继续修理他那支手枪,捣鼓了半天,不成想,扳机还真的修好了。陈伯钧兴奋极了。


快开晚饭时,看到吕赤等人回来了,陈伯钧拿起修好的枪,兴高采烈地从房间冲出来,迎着吕赤喊道:


“队长!队长!手枪已经修好了,这枪可不再是半斤铁了。”


他边说边比划着扣动扳机,意外发生了!“叭”的一声,子弹击中了吕赤面部。吕赤立时倒地。


陈伯钧惊呆了……


按照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毛泽东听到此事后,非常痛惜,他知道陈伯钧误伤吕赤,虽属无意,可后果严重。但红军干部极为缺乏,就这样让陈伯钧偿命,又……


毛泽东思忖再三,他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去商量。毛泽东说:


“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他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去抵命,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他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他一个适当的处分。”


商议结果给了陈伯钧留党察看和打手心40板的处分。


决议做出后,毛泽东找到陈伯钧:


“你打死了吕赤,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要好好吸取教训。不要你偿命了,但要打40大板,以记取教训。”


陈伯钧看着毛泽东,眼中噙满了泪水。


毛泽东救下了陈伯钧,为革命保留了一名勇将。


陈伯钧浴血阻敌,赢得“铁屁股”美名,毛泽东高度评价:“为红军庆得干才。”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陈伯钧赢得了“铁屁股”的雅号,那是因为他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为全军殿后。


1928年4月,陈伯钧随毛泽东等人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在汝城,陈伯钧率第一团一营一连英勇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猛烈反扑,使毛泽东转危为安。在酃县,陈伯钧率领一连随第一团从侧翼阻击国民党三个团的追兵,挫败了敌人十多次进攻,坚持了三天,胜利完破了掩护任务。


4月下旬,朱毛终于在井冈山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军第4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于开始形成燎原之势。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续进行了大规模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红4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年11月,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告一段落,国民党军开始不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红军迅速发展壮大,总兵力达到约10万人。陈伯钧与战友们在反“围剿”中顽强作战,屡建战功。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一部


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左”倾思想抬头,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错误路线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与指责。撤消了毛择东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陈伯钧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也被免去第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错误的方针,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强敌硬碰硬,拼消耗。失利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遭受了很大伤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陈伯钧率领红五军团13师,从兴国曲利出发,参加长征。红五军团的任务是在长征途中掩护中央纵队,为主力红军殿后。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由单纯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消极避战,中央红军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携带大批辎重,行动迟缓。行军时从两翼和后面掩护主力红军作甬道式的推进,实际上是保卫“大搬家”,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殿后任务十分艰巨。


陈伯钧指挥13师和兄弟部队一起沉着应战,11月,掩护主力红军先后突破了三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场恶仗。在整个战役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顽强阻击着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陈伯钧率领部队天天打阻击,边打边跑,向湘江挺进。当大部队渡过湘江时,已是晚上九时,13师离渡口尚有90里。


此时,陈云来信:


“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抢过湘江。”


敌人正从左右两翼迅速向湘江渡口合围,形势异常险恶。


陈伯钧命令扔掉辎重,全师急行军,争取在敌人到达之前渡过湘江。13师指战员们不顾饥渴疲劳,一口气跑了90里,终于在拂晓前赶至湘江。没有了浮桥和渡船,陈伯钧就带领战士们趟着刺骨的江水渡过河去。


渡过湘江后,陈伯钧回首远眺,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红五军团为了掩护全军渡江,只剩下陈伯钧的红13师一个师,且伤亡惨重,红34师全师覆没。


惨痛的教训,使陈伯钧和全体红军将士倍加思念指挥他们不断打胜仗的毛泽东。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毛泽东终于回到了党和红军领导的岗位,中央红军开始转变战略方向。


陈伯钧在战斗中受伤的腿尚未痊愈,但他仍然回到了五军团任参谋长,掩护红军四渡赤水,越过白腊坎,南渡乌江天险、通过少数民族区。


1935年5月初,红军强渡金沙江,董振堂和陈伯钧率领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在石板河一带阻击追兵。


石板河地形极其险要,一座大山蜿蜒陡峭,峰峦叠嶂。百里之外,便是皎平渡。这里地形易守难攻,是追敌必经之地,毛泽东命令红五军团在此布防,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金沙江。


5月3日,追兵赶到了。国民党军万耀煌第13师猛攻红五军团37团阵地,遭到猛烈反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五天后,敌人两个纵队尾追而来,云集山下,形势十分危机。红五军团已撤至最后一线阵地,身后已无路可退了。


为了使一、三军团也赶到皎平渡渡江,毛泽东命令红五军团坚决阻住敌人,并派李富春到红五军团进行动员。


李富春告诉大家: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在毛泽东指挥下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红五军团能再坚持三天三夜,红军就将跳出包围圈,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就将宣告破产。最后他激昂地挥舞着手臂,对指战员们说:


“毛主席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五军团是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


尽管敌我力量悬殊,但红五军团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誓死不退。阵地上双方死伤累累,敌人始终没能再前进一步。


5月8日傍晚,红五军团接到军委命令,他们撤出了阵地,星夜冒雨急行军赶至渡口,第二天全部渡过金沙江。


红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从而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陈伯钧率领着红五军团继续掩护红军主力北上……


因为在长征中为中央红军主力殿后取得了卓越战绩,陈伯钧在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铁屁股”的雅号。


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积极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北上的指示,为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做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亲笔致信陈伯钧:


“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你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多次接见了陈伯钧,并专门设宴招待陈伯钧,每次都谈得很晚、很动情。


“为红军庆得干才!”这是毛泽东对陈伯钧革命生涯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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