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待阎应元与史可法非常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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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明末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小石湾依偎在江阴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明末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小石湾依偎在江阴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却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他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现在已经搞不清了。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这就是英雄的下场。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清军铁骑连折3王18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如果说清朝时代被压制而不能写,那么为何民国和后来就不能书写了?不能为阎应元立碑立传了?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着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10岁,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现在清朝早就灰飞烟灭了,为何不将此人的书籍大量发行,甚至在历史教科书中没有提及阎应元即这部撰写阎应元的书籍?“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此诅骂的。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算是奇男子、伟丈夫吗?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在江阴守城战爆发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10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实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南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偏又不听史可法调遣。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其为义子。之后他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史可法就先想着怎么死,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便是“势不可为”,也要拼个鱼死网破。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显然,史可法被过高评价了,而阎应元被过低评价了。历史是多么不公平。也许是因为清廷希望更多出现史可法而非阎应元的原因。


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获取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官场上很难有所作为。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管理仓库至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责;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1645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万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伟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战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与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阴城外的砂山脚下。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砂山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后,一个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多少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词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茨特里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都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觉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着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75000余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人、大将两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志哀……


所以我们历史教育的悲哀之一,在于没有去大力宣扬阎应元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英雄。而去宣扬史可法这样的无能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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