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幕后: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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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战争的起因如下: 1、削减马价, 2、拘留使臣, 3、谎诺婚约, 4、剪断布帛、 5、谎诺戏班子、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

先要说到战争起因和战争性质了,这两个是一致的,不可脱离的 。战争的起因如下:


1、削减马价,


2、拘留使臣,


3、谎诺婚约,


4、剪断布帛、


5、谎诺戏班子、


6、其他不能满足的索求,朝廷不与。


1、2、3、6、是 朝廷和王振干的,3、5、是明朝使臣马青、马云干的,4、是蒙古使臣干的,一匹布剪断成两匹。弄虚作假者。在婚约上也先想为他的儿子娶明朝公主,二马应承下来,也先高兴,夸示诸虏,发现是骗他的之后,大为恼怒。6个因素加在一起便以寇边发起边衅。先期目标在独石马营,明朝抗击,战事扩大。


土木之战的过程


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明庭(尤其是兵部)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导致各地纷纷告急。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带领准备了40余天的明军六师出战。明英宗率大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公历十月,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而且十五世纪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到十六世纪才回暖!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杨洪的儿子)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节选李新峰:土木之战存疑)

明军六师出征,由于严重“缺粮”,不得不回军,行至土木堡,得知怀来等城池全部失守,归路全部被断,不得不在土木堡就地扎营,而就在此时,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这一段记载有问题,怀来县明代中叶景泰年间的一些资料。其中有涉及地下水的当时怀来县,地下水位比现代高得多。一般最深两丈,就算六米吧,就有地下水渗出)。士兵缺粮还可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早已经被阿剌知院军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也先很有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谷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明军造成巨大压力。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让皇帝车驾能突围出来,杨洪不听。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但杨洪坐拥重兵,却始终龟缩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延徊之间,行伍已乱。”试想一下,二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精甲铁骑蜂涌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此时胜负已定,明军大败!据《明史》记载:“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在土木堡之役中,损失的文武官员数百人,都是大明王朝当时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武将勋贵,几乎一锅端了

说说土木堡之变的严重后果:武将勋贵势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文官势力一头独大


开国时的勋贵子弟和永乐靖难时的勋贵子弟在那时候在朝堂都有话语权,那时候在朝堂并不是文官独大,武将一样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平起平坐的存在,而且这些开国勋贵和靖难时的勋贵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将集团,但是土木堡之变把那些勋贵子弟都葬送了,特别是那些在朝堂有话语权的勋贵子弟,关键是这一死就给蒙古人一窝端了,剩下的传人要不是那些年龄还小的就是一些没权力没才识的。才造成朝堂上逐渐给文官打压得永不翻身,要知道那些勋贵子弟都是朱元璋和朱棣时的有军事常识和有才华的老人后代,而且那些人因为立功多,地位也高,在朝堂上说话也硬气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朱勇为朱能子。张玉死于靖难中,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长子张辅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曾率数万军队平定安南叛乱,功勋彪炳。土木堡事变中死于乱军。


张、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军事,正统(明英宗年号)后,勋贵散尽,则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类似现代国防部,兵部堂官均为文职),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他们那些勋贵子弟可都是家景富实的人,子孙都是要读书的。他们一死武将集团就跨了,这些也是后面造成文官独大的一个重大原因。当然文官独大也有明朝的政策问题,但不可否认,勋贵子弟的集体死亡给文官做大留了个大空子,造成朝堂没有有地位和才学的武将领导武将集团抗衡文官,有才识的没地位,有地位的没才识,而且文官也不是什么武将都可以抗衡的,那些开国和靖难时的勋贵地位够高,所以才可以和文官抗衡,别的武将就算有才学也轮不到他说话,因为他们没这身份。


就是因为土木堡,明军的军事人才几乎彻底覆灭。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千营被歼。从军力分析的角度讲,明三大营算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军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兵)成了猪圈里的猪,九边地方戍守军队实力上升,武举不振,都是文官作祟所致。一旦,武举兴盛武将集团必将人才辈出。能学习军事知识,练习战场技术的,训练军队的人才,一般都是军事世家子弟。这是因为这个军事学习的成本高昂,不是普通士子家庭能承担的起的。书香门第世家由于起家和家风以及传承,绝不会放弃自己长项去和军事世家子弟去竞争。既然,我不能和你在校军场同台竞技,那就在制度上让你没前途,让你投入和收获成反比。最终,文官集团通过在制度上做手脚彻底战胜了武将集团。


所以土木堡之变勋贵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没人可以代表武将集团在朝堂说话,造成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和给文官压着欺负的重要转折点

土木堡之变的重大疑点


1.明朝永乐时期,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而且从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个大型粮仓,分别是,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寻味


2.明军六师从大同往怀来走的一路上,蒙古人尾随追击,为什么这一路驻扎的明军,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杨洪,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看着蒙古军队追着皇帝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们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杨洪等人事后不但没事,反而加官进爵了?这是怎么回事?

个人的一些推测


土木堡之变明显没那么简单,因为土木堡的点已经在长城以内很远了,而且距离军事重镇宣府很近,但是明军既没有得到瓦剌骑兵主力靠近的信息,也没有得到宣府方面的援助,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


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而杨洪手握重兵,却眼看敌军追击自己的皇帝而不救,这是什么行为?杨洪出兵救驾,成,就是千古功臣,皇帝和文武百官都会感激他,回报丰厚;败,他也尽了自己的职责,也会成为千古忠臣,朝廷会照顾他的家眷;而他却选择不救,杨洪难道不知道不进行救援,得罪的不仅仅是明英宗和王振,还有随军出征的武将勋贵和部分高级文官?他们合起来是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旦他们平安逃回京城,追究杨洪的责任,杨洪将死无葬身之地!即使皇帝和文武百官都死了,按理,新皇帝和京城的官员们同样会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杨洪同样会身败名裂!救驾,杨洪无论成败都会得利巨大,不救驾,无论皇帝是否逃回,他都将身败名裂,甚至会株连九族,但杨洪却选择不救驾,如此违背常理的行为,是为什么?而2-3万瓦剌军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2-3万瓦剌军敢置以敢战、善战至大将,声震南北的杨洪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且包围皇帝亲军数天后,才发动总攻?个人推测,很显然,杨洪的宣府军和也先的瓦剌军达成了某种默契,所以也先的2-3万瓦剌军才敢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对明军先包围数天,之后才发动总攻(这并非不可能,杨洪和瓦剌首领常有书信往来,《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杨洪不惧怕得罪大明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进行救援,他倚仗的是什么?有恃才能无恐,杨洪之所以敢不救驾,必有强大的倚仗!最符合逻辑的推测是:杨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文武官员们根本回不了京城!所以杨洪等人才敢于不救驾。而如果新皇帝要追究他的不救之罪,不仅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而且还会加官进爵。后来果然是这样,新皇帝想要追究杨洪的不救之罪,果然有朝廷重要官员出面保他,并给杨洪加官进爵。我查到我最不愿意查到的一个人,这个人竟然是:于谦!

起初我对二十万余明军败于2-3万瓦剌军感到非常奇怪,明朝堪称精锐的三大营和蒙古雇佣军战斗力为什么会那么弱?挡不住几万瓦剌军的进攻?这个问题,其实史料早已给出答案,那就是军队长期“缺粮”,试想人长期饿着肚子,明军不少士兵甚至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这样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锐减是当然的事情,胜负其实早已注定!


而明军为什么会缺粮?前面说过,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明英宗和王振难道不知道有这七座粮仓?好,退一步讲,即使他们不知道,文武百官总该有人知道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议把粮仓的粮食运给“缺粮”的北征军?军队“缺粮”要吃饭,把身边的粮食运过来吃,这么简单的常识居然被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很显然,不是皇帝和文武百官集体“忘记”,而是编写史书的人故意“忘记”,以掩盖某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明朝大军出征,不可能不重视粮草,当时可能多次敦促兵部将粮草运来,但兵部却迟迟没有动静,近在咫尺的粮草一粒也没有运过来。大军由于粮草不足,战争已经无法打下去了,被迫回师,之所以不走紫荆关,而要走居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离粮仓近,出征多日,已经饥肠辘辘的大军必须尽快解决粮草问题。明军六师去而复回,战斗力锐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粮草供给不足。而当时兵部尚书邝野随军出战,后方负责后勤的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又是于谦!这个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于谦为什么没有把救命的粮草送到前线大军?他在干吗?难道于谦指挥不动手下官员?如果是那样,这些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兵部败类为什么没有被后来手握大权的于谦问罪?真相显然不是这样,事后兵部没有一个人因拖延运粮被问罪!而于谦完全可以指挥粮草搬运,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仅仅用了六天就把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于谦可以指挥粮草的搬运,却没有把粮草运给前线的大军,甚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推论了,于谦,是于谦故意不把粮草运往皇帝亲征大军,不,光于谦一个人还做不到,于谦显然得到了留守文官们的支持,否则弹劾的奏章就可以把于谦淹死。留守文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显然不怕皇帝回来找他们算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让皇帝回来!


现在梳理一下,瓦剌进犯---皇帝亲征---后方粮草被人故意节流---明军缺粮,战斗力锐减,不得已回师---没有得到东线失守的消息(瓦剌军在东线破关的情报在京城的机关里来来回回跑了几天才发往前线皇帝那里。等皇帝知道东线破关的消息,已经晚了)---明军归路被断,兵困土木堡---杨洪等人拥兵不救---武将集团覆灭、皇帝被俘。


整个阴谋已经渐渐浮出水面,瓦剌也先进犯,皇帝、武将集团、王振及其派系的文官出征,留守文官故意不送粮草,并联合杨洪等人,杨洪和瓦剌达成某种默契,东线的失守都有可能是故意的(东线的守将不战而逃,而且正好是杨洪的儿子,事后并没有被问罪),东线失守的消息被人为拖延数日,致使明军做出严重错误的决策,结果兵困土木堡,杨洪等人又和瓦剌达成某种默契,使得瓦剌敢于在置明宣府精锐重兵于背后不顾,围攻早已饿的丧失了战斗力的明军,结果7万明军被杀,武将勋贵集团覆灭,皇帝被俘。(皇帝被俘这件事也很奇怪,十几万人都从土木堡逃回来了,而皇帝、武将勋贵们竟然无一人逃回!?宋朝时宋太宗亲征,几十万大军被辽军打的大败,宋太宗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而明英宗和武将勋贵们却无一人跑回来,太奇怪了,不排除有内奸指引的可能!)

总结


通过土木堡之变,留守文官们一举做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强势皇帝、强势太监、武将勋贵集团),迅速抢占了他们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被文官们“改革”,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三大营十几万人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监军一人。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从此,皇帝的军权被剥夺,武将勋贵被边缘化,军权彻底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帝再也不能直辖军队了。十团营首任提督就是兵部尚书于谦兼任(首任监军是谁我没有查到,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下)。之后文官集团再在制度上做手脚,创立巡抚领兵制度,巡抚领兵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武将靠自身军功发展成起足够势力的可能,以坚决防止武将集团东山再起!而巡抚领兵制度就是景泰年间由于谦确立的。


明英宗的时代实际上时明代政治结构的一个分水岭。明代前期,永乐时代,明朝的政治结构是勋贵武将,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权三足鼎立。土木堡之变和文官们创立的巡抚领兵制度则彻底打垮了勋贵武将的势力,导致明朝文官集团彻底做大,几乎架空了皇权。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之变前就掌握了舆论和行政大权,在土木堡之变后,又掌握了军事大权,可谓一手握着笔杆子,一手握着枪杆子,皇帝都可以随便欺负,平民百姓就更别说了,天下还有谁可以与之抗衡?


其后文官集团的行为就越来越嚣张了,疯狂抢占国家的资源(明末他们以将1亿亩左右的军屯官田瓜分干净,直接导致国家无钱发放军费);沿海则大肆走私,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全部流入他们私人的腰包(文官们主导的海禁使得国家一文钱关税都没有收到);民间(豪强劣绅)偷税漏税(必如弘治朝一个县一年七百文的商税,发展到崇祯朝江南个位数的茶税),甚至私钱泛滥都得到他们的纵容,而国家打击偷税漏税、私钱,整顿秩序的行为则遭到了文官集团强力抵制。


结果,国家和老百姓越来越穷,朝廷官员和他们幕后的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百姓穷,丧失了自救的能力,朝廷穷,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一切的起因,在土木堡之变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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