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创校校长谈“南科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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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2]“南科大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了”[/size][size=14][/size]香港科大创校校长谈“南科大风波”:高考有其必要性 自主招生还是要先看分数 “在很紧的规章下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接受早报专访谈大学筹建 吴家玮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14岁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留学,为物理学专家。1983年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先后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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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了”香港科大创校校长谈“南科大风波”:高考有其必要性 自主招生还是要先看分数


“在很紧的规章下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接受早报专访谈大学筹建

吴家玮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14岁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留学,为物理学专家。1983年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先后委任吴家玮为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提起南方科技大学,很容易会想到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将香港科技大学视为自己的创校模板和标杆。2011年5月23日,新出炉的QS亚洲大学排名中,建校20年的香港科大已经超过香港大学位居亚洲第一。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想必是朱清时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的期望。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作为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建议。而今,相比南方科大创校至今陷入的困局,吴家玮总结自己的创校经验,惟“一步一步去做”,“我对自己没很大信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因此只敢一步一步去做。”


已卸任的吴家玮至今仍每天于办公室工作。在他看来,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一样,南方科大的办学模式,与香港科大不尽相同。就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殖民政府相当坚硬死板,而他们采取的对策,则是靠着智囊团队,主动制作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让对方看到可行性。以将近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吴家玮表示,他曾向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建议,组织智囊团队,解决与政府沟通等问题。而朱清时也表示,他在今年4月访美时,除了招聘教授,也在物色智囊团队成员。


“南科大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东方早报:你作为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建议?


吴家玮:十几年来我都在推动深圳市建立新的大学,1400万人的一个市,怎么可能就一所深圳大学呢?之所以最后确定要建设一所科技大学,可能是领导考虑深圳是以科技起家的。


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的会的。也一直有说法说,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是照科大的模式办的。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其实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南方科大可能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但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模式,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南科大校长就算全球招聘,限制也很厉害”


东方早报:遴选委员会唯一的那次会议是什么情况?


吴家玮:现在一直说南科大校长是全球招聘,几百个候选人,因为我不是猎头公司,所以对这里面的过程不是很了解。但就算是全球招聘,限制也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大陆跟香港情况不同,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据我了解,必须是中国公民,而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人,一般都入了当地国籍的。


国外就算找猎头公司遴选校长,也不是让猎头公司确定人选,是遴选委员会主导,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对学界的情况会更内行,而猎头公司是负责后勤的,比如在确定人选后,搜集情报、处理文件等等。学界还是比较透明的,如果被原单位知道你在候选名单上,候选人十之八九都是会退出的。所以要靠猎头公司去打听,做文件工作,并且严格保密。我们开的那次会,就是猎头公司提了6个人名字,但很明显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对这些候选人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高于猎头公司。


东方早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朱清时任校长的?


吴家玮:我跟朱校长认得也有20多年,我们都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我挺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敢言,有理想,有改革决心,也肯出来讲话。不过我们还没有机会在学术方面探讨,也没有谈过他怎么管理中科大的经验(朱清时曾任中科大校长)。


“筹建香港科大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东方早报:当时筹建香港科大的时候,你仍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筹建过程是否特别辛苦?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之前的10个月,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那时候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准备就靠回家以后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好在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做这个事情,都是有志之士,做义务的顾问。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核心的有十多个人。


东方早报:这些朋友主要在哪些方面协助了你?


吴家玮:开始港英政府给科大定下理、工、工商管理三个学院,一个人文通识教育中心,经过我们强烈要求,最后人文中心也成为人文学院,总共四个学院。但我是念理论物理的,对电子、化学、金融什么的并不了解,人文也就自己看看书,怎么设置专业,点将教书?所以就在自己的人际网络里,找朋友帮忙。比如说每个系多大,收多少学生,配多少教师,能不能找到学科的领军人物,找到领军人物我们养不养得起,建一个专业实验室要多少钱,特别贵的设备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不买……就是这样一群朋友,贡献各自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等。那时候还没有email,大家都在夜里互相传真讨论。核心的十来个朋友,都是正教授,有三分之二的人把工作停了来参加科大的筹建。这是我回香港之前的准备。


东方早报:你能提供一些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中的可借鉴之处吗?


吴家玮:回来之后三年,我们把学校规章制度全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批人都是老海归,除了我年龄大一点,很多人都是台湾的留学生,学问很成功,民族意识也很强,但是一直没有贡献自己的机会。筹建科大的时候,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很多人就来了。这批人对国外大学的规章制度了解相当清楚,但香港的情况跟国外不一样,常常得做修改,比如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很多东西一开始就得定好,比如根据专业设置,要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找人,找到合适的人很关键。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每个系、每个专业怎么找人,找什么人,就是靠人际网络里的推荐,研究型大学里好的教授肯定是推荐来的,申请的不算数。推荐了,我们还要考虑,人好不好,学术前景如何,有没有心——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就需要很多懂行的专家。


政府本来给我们7年时间准备,因为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整笔钱来,后来马会愿意承担一部分建设校园的费用,所以最后改成三年。时间缩短这么多,非常紧张,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相当于每个月都要增加10位教师,压力非常大。我跑美国去招聘,开车从哈佛到哥伦比亚,7天去了9个地方,都有那边的朋友给安排好接机、路线、交通……都是靠人际网络。


有一种说法是,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而且招人也不是一招就来的,我们要招的,都是有学问,也有心的人,我跟他们讲香港的前途,讲我们的做法。


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做了3年,加上之前近一年,4年之后,我们开始招第一批学生,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还跟工作人员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第一年学生几百个人,吃饭就靠外卖,运动场没有,就在户外停车场装2个篮球架子,师生打篮球比赛。我们是觉得都准备好了,不会对不起学生,才开始招生的。


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与有些报道所说的“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数字上差了十几倍。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大学建立过基金会。


“我们挑选最有用的规章制度给朱校长参考”


东方早报: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向南方科大传授过?


吴家玮:有啊,主要是给朱校长吧。朱校长找我,我们就介绍相关的人跟他谈。比如学校的规章制度,香港科大是用英文写的,这么多年也有改动,20年所有的文件都在一个光碟里,我们就推荐一个负责这方面的,也是参与创校的美国人,挑选最新的最有用的规章制度,找人翻译,让朱校长当参考。


香港科大的几位教授,有理科的有工科的,也给他写过不少学科建设上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到南科大的课程设置当中去。但我们一直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我曾经给他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我们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当然我认为教育部也该鼓励南科大尽早招生。


“自主招生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


东方早报:现在人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即对目前的教育体制、考试制度不满,因此大家对教育方面的改革还是充满了期待。


吴家玮:对高考、对现有的考试制度,人人都抱怨。中国人就是考试多,香港学生也抱怨一进入预科就几乎学不到新东西,还要再考一次,但是高考有它的必要性,不进行高考,全部自主招生,那走后门的人可能太多了。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校长,都想自主招生,都想进行改革,都有教育的理想。但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必要的规章制度,突然就允许自主招生了,你也可能交不出什么东西。比如一些大学,已经有扎实的基础,很强的专业队伍,那可以办个学院,拿出一部分的资源进行实验,尝试自主招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教育部支持的,已经有大学开始做的。但如果准备了哪些东西都没有公布,就说要自主招生,你是教育部你敢不敢?


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内地对高考的现状不满意,其实香港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考试,美国也不满意他们的SAT,但不是几个人出的题就能胜过这么多年的专家班子。出错了怎么办?高考出错了大家都在网上骂,但是(自主招生)这样的选拔方式,进不来的人是不是也会骂?如果今年先暂时招一批学生,明年换个办法,后年再换个办法,是不是不公平?


大家的心态,我也是很理解的。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比国家、社会要着急。如果我有孩子到了高三,我也会急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应该在透明公平的情况下,一起寻找教育的出路。


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不满意的地方,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不是照死规矩做,大家一起商量,把大学办好,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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