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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盲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吧。

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3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山田家的老屋已旧,从不锁门。使劲儿把推拉门拉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子发霉的气味。屋里哪儿都堆着书,书上都是尘土,屋角结着蜘蛛网。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老家。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不来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

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的。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吃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他说:

“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咣’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