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杀人恶魔 第一部分 山西遗梦(1)

方军0 收藏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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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社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日子,应该算是在《读卖新闻》北京支局工作时的一天,这一天上午:日本记者让我给巴金先生家去电话,问他:如果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将作何感想。

这一天下午:和日本记者一同去北京西单商业部大楼三层,采访商业部长胡平先生,请他预测一下,将来日本的商业集团是否可以步入中国经济领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这一天晚上,在北京多味斋饭店采访刚从县大狱刑满释放出来的8位北京青年。问他们新生活的现状,和对将来的憧憬,政府是否帮助他们。

这三批采访对象实在有意思,文化层次、社会地位、教养文明大相径庭。巴金先生儒雅可亲,胡平部长严谨慎重,而8位北京青年则豁达随便。

当问到“各位能否说说,进监狱前犯过什么罪?”时,8位青年脸色顿时由晴转阴。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儿们!你转告日本记者,再问类似这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就颠儿丫子啦,咱哥们儿可不是没见过吃喝的人物。”

这是我采访工作中遇到的第一次尴尬。

我没学过新闻专业,但只这一次尴尬,就使我体会到“采访”的艰难、非同儿戏。尤其是采访连被采访者自己都认为是不可告人的“隐私”时,就更难。

采访原侵华日本军老兵,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包括日本记者去采访都会遇到很多困惑。“侵华战争就是犯罪”,这实际上是全体日本国民的鲜明意识,尽管他们的表现方式分为两种:忏悔——认罪;瞎编——抵赖——不认帐。对当年的日本兵而言,尽管罪恶的产生有其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但向别人谈及罪恶时,都是竭力回避的。因为,所谈内容不管被哪一位记者发表了,都可能导致要承担法律上或道义上的责任。因此,老日本兵宁可把罪恶带进坟墓化做泥土,也不乐意向任何人提及。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家庭,有机会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有机会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三教九流,形形色色。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日本大约还有30—40万人活着。他们已是老之将至,疾病缠身。按照自然界的生存规律,他们正像初冬野外的荒草那样逐渐枯黄、凋谢。他们从中国土地上带回去的罪证,将随着他们一一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所以,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弄到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采访、了解侵华老军人要求我第一要随和,第二还是要随和。只有随和才能随便聊天,才能建立友谊,才能放松他们的戒备。而采访当年杀人放火的鬼子又不能带上录音机、照相机和笔记本,因为采访“光荣”和采访“罪恶”会有不同反应。谈话中许多重要的数字、事件、细节、时间、地点人物,急需记录下来时,我就用开发票的笔,把关键内容简要速记在工作服上,下班之后,再详细誊写到笔记本上。我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在袖子、裤腿上漫不经心地写字。有的老鬼子对我的行为表示警惕,我就只谈不记,专神倾听。

饭店的工作服一周洗一次,由洗衣店取走。我的工作服由于长期作记录,所以很多部位呈黑色。工作服常洗,字又常写,所以我的外卖服总也洗不干净,斑斑驳驳,黑白相间。

人即使有很好的记忆力,也比不了潦草的笔记。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的工作服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任务。

本章“山西遗梦”中的独臂铃木老头儿,就是我在送外卖中所结识的众多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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