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二哥的教书生涯 “文革”风云 国家磨难[蓝剑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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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size=16]二哥的教书生涯“文革”风云 国家磨难[/size][/B] 文革运动 “焚书坑儒”机关瘫痪 派性争斗 “个人崇拜”无以复加 时间一晃就到了1966年,随着党中央“5•16通知”的公开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6月15日,全县公办教师在甘棠小学集训。我们听报告,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姚文元写的那篇《评吴晗的<海瑞罢官>》等等;大会小会查摆资产阶级思想和白专道路、业务至上等等问题。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接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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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的教书生涯 “文革”风云 国家磨难

文革运动 “焚书坑儒”机关瘫痪

派性争斗 “个人崇拜”无以复加

时间一晃就到了1966年,随着党中央“5•16通知”的公开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6月15日,全县公办教师在甘棠小学集训。我们听报告,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姚文元写的那篇《评吴晗的》等等;大会小会查摆资产阶级思想和白专道路、业务至上等等问题。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接着大鸣大放大字报。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主要指向旧社会遗留的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其次是出身为“四类份子”家庭的、擅长教学业务的年轻教师。他们经受“打手”们的轮番批斗,他们的检查没日没夜地写,但总是通不过。他们被批斗得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夜深做噩梦惊叫啼哭,有的在批斗现场的楼上悬梁自尽,气氛十分恐怖。

我是来自深山区的青年教师,大队、公社和学区都没反映我的“过失”问题,属于“红苗子”。因此,大会指令我担任三口大区秘书,负责抄写大字报和收集小字报,汇集后上交大会秘书处。我深知这个差事的分量,一来我可以不必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不会倒霉;二来可以保护无辜受害者。大字报由头头标号划线,我只得照抄,无法篡改。收到的小字报,只上报有关迟到早退等生活、工作中的琐事;一旦发现可能被上纲上线追究、给当事人带来灾难的,我就谨慎的收藏在我的床铺草席下压着。如:有老师在改作文时,由于学生把毛主席的“席”字写成了“度”字,就在“度”字上打了一个红“×”。这本来是教学活动中很正常的事,也是必须做的事。但是,在那个时期这个教师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比如:有的教师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出于对学生前程负责的良苦用心,体罚了贫下中农的孩子,就被认为是“阶级报复”,不论你怎么解释,在那黑白颠倒的情况下,你是有理也说不清的,只能受到残酷的批斗。还有男女关系问题,如果披露,就要影响当事人双方家庭。对于这类反映,我采取背地里找当事人内部消化的办法,予以帮助,深受他们敬佩。

我所保护的对象,有的相识,也有不相识的。尽管如此,我觉得良心上得到了平衡。运动进入9月,火药味似乎平静了许多。县里的“五人领导小组”撤了,我们也随校长回到学区,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原来中共中央在8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总结了前50天里发生的事情,认为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群众意见,围剿革命派,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肯定了北大学生聂元梓的造反精神。

于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轨道,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北京开始,各大院校的学生罢课,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成群结队地跋山涉水,到处串连点火。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反有理”的夺权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们肆意冲击政府、学校和机关单位,甚至公检法机关,使得所有被冲击的单位功能瘫痪。

我在边远山区,对于外部世界如何受冲击、“乱”得怎样,只是听到一些风声,而且基本是从路过的串联红卫兵口中得知。我们常常看见一队队路过的红卫兵宣传队,他们一到山村,就唱歌跳舞,演活报剧,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卡片式,一张一张的),也有给山民理发、画像的。山民们象当年慰劳新四军一样,送茶水、送山果慰劳红卫兵。

这年冬天,我和汪时九、丁太平、汪兴稼等人到处借旧课本,坚持给学生们上半天课,半天教唱革命歌曲和排练节目。因为只有坚持上课,大队才给民办教师发放工资。这段时间里,我们很自由,看书,写字,画画,落得个清闲。

放寒假了,我收拾东西回家。我的行李主要是几本书,如:《苦菜花》、《迎春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从枧村陈建熙家出发,徒步走在往焦村的路上,见到村里胡荣荪等屯高学生坐着拖拉机,一个个身穿军装,胸别毛主席像章,臂套“红卫兵”袖章,从我身边一掠而过。走下羊栈岭,我看见一路上的油菜长势很好。

经县城到家,只见墙头刷着大红标语“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此时,旺兄已有了家室,有了孩子,已有几年无力关照母亲和弟弟们了。家里父亲留下的两大皮箱铜锡器,除了旺兄收藏少许外,全被变卖投资给弟弟们作了读书费用。才五十多岁的母亲,鬓发几乎全白了,失去了门牙后,更显得苍老;由于无钱买粪桶挂,只好用绳索兜着,摇来晃去挑着浇菜园。

母亲为了抚养儿女,含辛茹苦,呕心沥血,饱经风霜雨雪。尽管如此,生产队里有些人还指责她五个儿子,一个当干部,两个当教师,两个在读书,没有一个在家务农,认为是他们养活了我们家,因此特别嫉妒。那些当权者明里暗里对母亲施加压力,克扣工分,故意供给发芽霉变的口粮;特别是那丧心病狂的吴寿南,竟敢抓起牛粪塞进母亲的嘴里。人在做,天在看哪!他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母亲没有被生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折磨摧垮,反而更加不屈不挠地挺立在这个大千世界,她所培育的五个儿子,都成为村里的佼佼者。

大约在这年的十月底,我在樵山突然接到四弟华林的电报,说他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身无分文。那时,不幸的事件纷纷扬扬。我同伙伴们商量后,心里一急飞奔下山,步行30余里赶到甘棠邮局电汇十元钱,手续则托佛意的舅舅(该邮局职工)帮办,以便快递。等我赶回学校已是黑灯瞎火。

1966年11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已愈演愈烈。在城镇,不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公检法部门,几乎全都瘫痪了。在夺权斗争中,产生了两种不同派别——“夺权派”和“保皇派”,两派相互争斗,“武斗”屡屡发生,甚至抢劫枪支弹药,到处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在农村,成立“贫协会”、“治保会”,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被管制起来,随意揪斗。狠毒的无赖、地痞趁机充当打手,把那些“五类份子”打得皮开肉绽、尿水横流,有的被打残废而含冤病死。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更加惨烈阶段。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以“头号走资派”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特大帽子而打倒,在河南开封因重病加幽禁折磨致死;原八路军副总指挥、赴朝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惨死在监狱;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关进铁笼,翻倒在地上滚来滚去批斗;南昌起义领导者之一的副总理贺龙元帅,被监禁在新疆石河子,糖尿病得不到医治,最后吃棉絮活活饿死;刘邓大军的卓越指挥员、副总理邓小平,则被监禁在江西劳动改造。还有所谓的“二月逆流”,指向了一些共和国的元帅和将军。这一大批曾经跟随毛主席身经百战的传奇人物,不曾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反被共产党自己人置于死地,应该是中共的最大悲哀。

从此,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荒唐的年代。先是林彪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后是“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泽东妻子)姚(文元),拉虎皮做大旗,风云一时,后来发展到企图篡夺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成了历史的罪人,被共产党判决了从死刑缓期执行到无期徒刑的惩罚。

这年有一段时间,我被抽到文教局参加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曾目睹地方党政领导也难逃一劫。如:太平县委书记沈荣,被人绑在板车上倒置拖上陡坡批斗,凡是拥护的口号他举拳,凡是打倒的口号一概不举手。大大小小的干部一律挂上大牌子,在造反派的监控下,跪在县委大院门口墙根下亮相。我们文教局的局长汤光月,深更半夜在一片“打倒汤光月!”“造反有理!”“一、二、三、快、快、快!”的口号声中,被带到茶叶公司批斗。这人一倒霉,就雪上加霜,他的额头上生了个硕大的肿瘤。我十分同情他,于是下雨时专程给他送雨伞和雨靴。在樵山,也有些人借造反泄私愤,他们把稻草塞进汪新民(新明公社副主任)的嘴里,又做个稻草尾巴挂在他的屁股后,到处游斗。造反派头头还唆使贫协开除他的儿子汪时九的民师资格,我只好借《解放日报》有关社论做说服工作,他们才肯罢休,

这一年,无论城镇和农村,都掀起了“忠”字化、“破四旧、立四新”的浪潮。无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肃立在毛主席塑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读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口中振振有辞“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凡是祖先遗留下的古书、旧报纸、旧杂志、旧画、楹联,统统被抄家收缴,然后象垃圾一样被销毁。古民居的木雕、门罩、石雕,被当作瘟神凿掉,连满顶床的装饰物也不放过,简直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在现代中国大地上的重演。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家家户户门头上要画毛主席头像,中堂要摆上毛主席石膏像,机关单位要设置“宝书(毛选)台”。当然,开始阶段人们是被动的,后来也就热衷于此了,“宝书台”也上了家家户户的条案。

我和我的伙伴们,集中在学区,协助生产队搞“忠”字化,培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年9月,公社新来一个书记,名叫王恒俭,也是教师出身。他差人买来塑料布、瓷漆广告颜料,要我帮忙画一幅长5米、宽3米的巨幅广告画。我和伙伴们天天俯卧着勾勒线条,边修改边涂色。当新明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一幅“工农兵擎着毛泽东选集”的宣传画架,高高的挂在大会主席台的左上方。这次大会产生了革命领导干部、民兵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会后,又写了大红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县121部队军宣队(121部队当时是徽州地区的军管主力),一路由我等带领呼喊口号。

这一年的5、6月里,派性斗争方兴未艾,打砸抢此起彼伏,政局越来越糟糕。我应造反组织通知,肩挎语录袋,乘坐大货车,去青阳县声援,说是那里的“保皇派”在武斗中打死了一个儿童,还丢进了厕所。周边的铜陵、南陵、贵池等地的造反派队伍,进驻了青阳县城,到处抓政府机关的头头,一旦抓到,就拖上车,剥去上衣,脸上涂上黑墨,嘴含稻草,举手抱头。特别是那位县人事局长,被剃了个阴阳头,只剩半边头毛,颈挂黑板,上写有带红叉的姓名,两个佩有红袖章的小伙子,一个揪其头朝天,一个后拉双臂,称之为“坐飞机”。那惨状我都不敢正视。

大街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口号声、车队喇叭声和尖叫声震耳欲聋。杂货店、食品店的老板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坏头头和喽罗们抢的抢,掀的掀,货物散落一地,然后扬长而去。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形势下,该县的民政局、粮食局和车站,打着横幅支持造反行动,还备了茶水、米饭,十几桶菜肴。哪知道这帮“猪猡”一哄而起,惟恐天下不乱,抢的抢,挤的挤,把饭菜打翻一地,车站内外汤水横流。

下午3时,将近万人汇集在青阳中学大操场,四周戒备森严,批斗池州地委专员和年轻的青阳县委书记。可能是慑于主持会议的大员的威风,批斗会坚持了文斗,没有对当事人加以伤害。


本文内容于 2011/6/8 16:17:21 被对越反击战幸存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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