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民大六十华诞,怀奠基师长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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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庆民大六十华诞,怀奠基师长刘春 敬 鹏 (2011年6月1日) 1951年的6月11日,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管理的高等民族学府——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当我们迎来老一代教育家和师长无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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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民大六十华诞,怀奠基师长刘春

敬 鹏

(2011年6月1日)


1951年的6月11日,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管理的高等民族学府——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当我们迎来老一代教育家和师长无比关心和倾力创建的中央民族大学六十华诞之际,就更加怀念中央民族大学的奠基人、中央民族学院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第三任院长刘春。中央民族学院的第一任、第二任院长分别是老一辈革命家乌兰夫同志和刘格平同志。1993年11月,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更为现名。

刘春是一位资深的学者和教授。多年从学从教,1932年他就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后转入新中国公学和江南学院学习。1934年在上海蒙藏学院肄业,后来他还取得过燕京大学学籍。他作过中学教员,专科学校讲师;在延安作过陕北公学教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中国问题教员,陕北公学民族部(后期)教员,中央党校回民班教员,延安大学校务委员,曾受聘为延安民族学院教授;建国初期,又被聘为燕京大学教授。

刘春也是著名的民族理论家。早在抗战时期,刘春在延安就担任了西北局民族研究室主任,其后担任过延安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部长、教务处处长、副院长、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刘春又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院长,还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刘春生前还担任过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党组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顾问等职。

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

刘春从年青时代就与爱国知识分子为伍,1935年他从事抗日救国文学活动,接着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又参加了爱国知识分子组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以后又长期担任该党的重要领导成员。

一、求知求学求真理,毅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

刘春1912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现属吉安市),由于家境较好,他从小就开始了求知求学的生活。

1924年7月,刘春考入江西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春初中毕业。1928年7月,他考入江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应用化学专业,1931年6月毕业后开始争取出国的机会。1931年9月,他获得了留学法国的证书,赴上海准备出国,因出国学费无着落,未能成行。1932年3月,刘春考入法国人办的上海震旦大学,主要学习法语,8月因出国无望转入私立新中国公学政治系三年级学习。1933年8月,他转入私立江南学院政治经济系四年级上学期学习。1934年3月,他又从江南学院转回中国公学四年级下学期学习。1934年6月,刘春以大学毕业同等学力考入私立上海蒙藏学院师资班学习。1935年8月,他先后和同班同学朱改(杨超人)、简柏村、董非(董绍昌)、周庄,以及吴山(伍石夫)、蒋懋勋,从上海到北平找共产党组织,并参加了抗日救国左翼革命文学活动。


左翼文化青年—刘春

1935年12月,在“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课桌”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北平暴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刘春在北平由江西同乡、南昌一中的同学邹恩洵(又名“邹文宣”)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接着又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3月,刘春由邹恩洵和另一位江西同乡李肇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年23岁。

刘春满腔热情地参加抗日救国左翼文化运动,充分施展机智和才华。刘春与其他“左联”成员在北平组成了《忘川》文艺社,出版革命文学刊物《忘川》,1936年4月15日他在《忘川》1期发表了具有较大影响的论文《现阶段中国文学必然之倾向》。刘春还参加并组织了《榴火文艺》社,1936年6月出版了刊物《榴火文艺》(第二期改名《联合文学》)。同年5月1日和6月1日,他在《大学文艺》一卷1号和一卷2号,连续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过澄江桥就是桥头》和《女儿梦》。

由于刘春的出众才华与学识,1936年刘春被豫章中学校长范觉陶聘为豫章中学教员,又被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张恨水聘为北华美术专科学校的讲师。这一时期,刘春还取得了燕京大学的学籍。程富宝先生在2006年11月7日写的《纪念程应镠先生-简评〈论史传经•程应镠先生纪念文集〉》一文中,回忆到:“这年(1936年)春夏之际,他(程应镠,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负责人之一)与燕京大学同学王名衡、刘春,发起组织了“大学文艺社”,出版《大学文艺》的杂志”。

1936年9月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刘春

1937年1月,刘春在《联合文学》第2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古城一夜》,在这一时期,他满腔热忱地参加左翼文学运动,积极努力地探求革命文艺理论,奋勇当先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他也极力推崇和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

二、开拓进取,延安民族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1937年4月,根据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刘春秘密到达延安党中央所在地。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分配在第二期四大队十三队学习。这样,刘春入伍参加了红军,并被任命为抗大四大队总分支副书记和十三队支部书记。8月,他从抗大毕业,组织上决定他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他先后在中央党校五班和八班学习,并担任八班支部组织委员。

1937年12月,刘春担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文教科科长,后来生活指导委员会改为政治部,他任干事,仍负责管理文教工作。同时,刘春还担任了陕北公学的教员。陕北公学有正式教员20余人,都是当时在延安有文化学识和资历的同志,校内的教员有:孙力余、温济泽、季凯、朱改、贾克、陈琅环和刘春等人;特聘教员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李凡夫、周扬、李初梨、徐冰、宋侃夫、李培之、吕骥、陈唯实、何定华、李唯一、林里夫、邓止戈等人;学校的领导成仿吾、李维汉、周纯全、邵式平等,也兼任教员,经常为学员授课。

1938年5月,陕北公学分校在枸邑县看花宫成立,刘春担任了教务部的编审室主任。其后,他被分配到中国问题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革命史,同时他仍然肩负着教学任务,担任陕北公学38队的中国问题教员。

1939年2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列出的第13项任务“将动员少数民族包括回族人民抗日问题”,为适应指导开展回族工作的需要,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刘春担任民族问题研究室主任。研究室专设了回族研究组,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都是研究室研究回民问题的成员。同时,他还兼任中宣部编审委员会委员。刘春起草了中央西北工委关于《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前者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发至各级党委,后者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第 12期。他还发表了《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怎样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图存》、《什么是***教》等理论文章。

刘春先后编著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丛书之一,1941年4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蒙古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丛书之二,1946年8月由张家口内蒙古出版社出版发行)。民族问题丛书的第三册,是《蒙古社会经济》,因战争中转移,内蒙古出版社将已经印刷完毕的印张和原稿丢失,未能公开出版发行。

这一时期,刘春还兼任了抗大第五期中国问题、陕北公学民族部(后期)、中央党校回民班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讲授教员。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回忆那段革命经历时说,当年陕北公学有两个秀才,一个是董纯才,一个是刘春,刘春钻研好学、治学严谨,对我党的民族理论研究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刘春担任常务理事;10月7日,延安又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刘春也担任了任常务理事。

1941年5月,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西北中央局,刘春被任命为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和研究室主任。同年8月,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延安)成立,刘春也被任命为民族研究室主任。

刘春从1934年 6月以大学结业同等学力考入上海私立蒙藏学院起,就开始学习和接触民族问题,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向民族理论、民族教育和政策领域拓展,开始了主要以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教学的革命生涯。刘春就读于上海蒙藏学院时,曾下了很大力气学习蒙文,学会了蒙文拼音、书写,也能看懂一些蒙文文章,为他以后与蒙古族同志交流和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但终因他是南方人,发音和口语不行,加之后来事务繁多,他的蒙语也逐步淡忘了。

应该说在延安时期,刘春就已经是一位颇有业绩、颇有声望的民族问题专家,并成为民族问题研究和学术领域的带头人。

三、推崇教育救国,倡导越艰苦越要办学

出于对于民族解放和民族觉醒的渴望,以及对知识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推崇,1941年刘春在西北工委所作的《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在延安开办一所民族学院,专门培养蒙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团结更多的蒙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青年抗日救国。他的有关意见由西北工委专门写了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延安的民族学院,是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民族部、中央党校回民班、西北工委研究室的藏彝族,以及其他学校里的少数民族学生汇集起来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很快就任命西北局领导人高岗兼任民族学院的院长,任命高克林任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

1941年9月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刘春被民族学院高岗院长聘为教授,并任研究部部长,说明当时学院组织对他的学识水平、教学和研究能力是非常重视和认同的。毛主席对民族学院也十分关心,1941年9月16日致信高岗、陈正人,请他们考虑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毛主席提出:“民族学院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民族学院的院址在延安青年文化沟北山坡上,1941年10月10日开学。建院初期,民族学院全院干部、教员和学员,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人人上阵,热火朝天地挖窑洞,制作桌椅板凳,自力更生,开荒种田,整个学院充满了革命朝气。在艰苦奋斗的的岁月里,刘春还为民族学院写了校歌,在延安的音乐家吕骥为校歌谱了曲,谱曲时延安鲁艺的艺术家天蓝又对原来的歌词作了修改。没有多久,学院的教学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为党的抗日斗争事业培养了一批蒙、回、藏、彝、苗等各族优秀干部,他们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1943年3月,中央决定延安的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社会科学院(原延大)新文字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刘春担任了延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学院的负责人。当时,延安大学校务委员会还有周杨、宋侃夫、龚亦群等同志。

1944年4月,经过调整民族学院又从延安大学分出,迁到定边。5月与三边师范学校、三边地委干训班合并为“三边公学”,刘春担任三边公学教务处长,并任民族学院副院长(院长仍为高岗)、院长。

1946年由于革命形势和民族工作的需要,刘春调到内蒙古从事党政工作。但即便如此,刘春还仍然关注和继续着他的文化教育工作:1946年3月,在内蒙古赤峰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学院,刘春先担任代院长,乌兰夫同志任院长后,他又和金起铣担任副院长,自治学院重点开展行政、军事和中学文化教育,培养党的解放事业急需的军政班干部;1947年6月,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改为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作为东蒙区党委书记的刘春担任学校的政治委员,对军政干部思想文化和军事理论进行教育培训;1948年9月,中共内蒙古工委决定成立内蒙古党校,刘春担任副校长,负责党政干部的文化理论教学工作;1948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党报委员会成立,刘春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对思想文化与宣传教育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

四、呕心血筹建民族学府,费心机聘调知名教授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注意到要进一步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必须要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委,都应办少数民族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的组建,没有先成立筹备组,而是直接先任命了正副院长,1950年6月政务院任命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同志兼任院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另一位副主任刘格平同志兼任副院长。乌兰夫同志和刘格平同志当时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这么高层次的领导人在同一院校兼任院长、副院长,在当时各高等院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了党中央对建立这样一所民族院校的高度重视。

1950年8月,中央又正式调刘春来京,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和中央民族学院分党组书记(在这之前,刘春已经是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9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刘春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持并具体负责筹办中央民族学院事宜。

刘春上任后,根据中央民族事务委员李维汉主任的委托,即着手起草并向中央呈报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政务院第60次会议批准了这两个方案,1950年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公布了这两个方案。

方案规定的中央民族学院办学任务是:

1、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干部;

2、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

3、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目前先行设立军政干部训练班,本科政治系与语文系。”“建立研究部。研究部按民族或按几个较为接近的民族分为若干研究室。尽可能将目前各大学和国内各地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适当人才集中到民族学院。”

方案所规定的中央民族学院办学任务不仅具体、明确、符合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需要,而且定位高,即要把中央民族学院办成民族问题教学与研究的两个基地。

经过刘春领导的筹备处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和奋斗,1951年5月底学院已有教师14人,首先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藏语班学员也报到完毕,25个民族的学员共262名。因为学院新校舍还在建设中,临时校舍设在国子监南面一所中学里。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刘春副院长主持了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副主任委员刘格平,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朱德副主席在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非常重视这个活动,事先叫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需要讲些什么,刘春亲自动手为朱老总起草了讲话稿。董必武、李济深、马叙伦等领导同志也都还作了重要讲话。


1951年6月11日朱德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话

当时,建院完全是白手起家,学院既无校址、校舍和教学设备,也无足够的师资和管理人员。刘春就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调配教职员工,并在城内商调房屋多处,有国子监、分司厅、柴捧胡同、下洼子、雍和宫等处,以作为临时教学、办公、住宿之用,院部及教学场地设在了国子监。 刘春抓筹建工作,三条线一起出击:一面抓学校干部配备,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建立,后勤供应和保障;一面又不失时机地抓从全国各民族地区和各高等院校招收在职干部、在校生及知识青年的工作;一面还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选择校址。


1956年乌兰夫与刘春

后来,北京市划给中央民族学院的正式校址在白石桥附近,一共批了上千亩地。选定了校址,刘春又亲自去找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为民族学院设计校舍,梁思成先生很支持,认真、周密地主持设计工作。校舍采用民族风格,大屋顶,红油漆梁柱,施工在当时来讲也比较考究。经过紧张施工,学院主体工程1952年春季大部竣工,当年学校从城内各个分散驻地逐步搬迁到新校址。

学院建校初期,主要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藏语班,随后又开办了少数民族语文班,各民族学员共有200多人,毕业后不少人留校工作以后成为学校各方面的骨干人才。

创办高等民族教育学府,师资是关键。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刘春去找了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同志,在胡的支持下,教育部将许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社会系的教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并将燕京大学社会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民族语文专业调整到民族学院,民族学院正式成立了政治系、语文系(少数民族语文)以及研究部。还先后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相关学科40余名专家学者,调整或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其中有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林耀华等;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等;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王静如、马学良等,从而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学三大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入了民族学院,大大充实加强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力量。

刘春当时向教育部提出的名单很大,学院拟调聘许多知名教授,除了上述已提及的,还有象剪伯赞、吕振羽等著名教授,但燕京等大学不肯放他们,因此只好聘他们为兼职教授。1951年2月,刘春本人也被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聘任为社会学系民族学兼职教授,并曾经多次为中央民族学院、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师生讲授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课程。

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办工作,以及在短时期里取得的显著进展和成就,是与刘春呕心沥血地辛勤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藏语教学和成立藏语学习班,就是刘春与费孝通,并邀请季羡林教授和于道泉教授共同研究商讨决定的。吴文藻教授是刘春热情聘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的著名学者,他的夫人谢冰心也随丈夫吴文藻先生调进了中央民族学院。谢冰心和吴文藻先生都是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的老朋友,因此刘春根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示和关照,经常关心和问候他们。对中央民族学院的其他民主党派教授和人士,刘春也同样给予了热情关照。

1952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建院一周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民院的学生代表。


1954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的两位领导刘格平(前排左一)和刘春(前排右一)

出席中央民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1953年,学院在政治研究班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系,设有本科和专修科。同年初,学院还成立了预科,设有由小学到高中和中专各个班次,还陆续举办了相当于中专、中技的医预班、气象班、地质班、地理班、电机班等。1956年秋,学院又开办了历史系,设有民族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不久增设了民族学研究班。可以说,中央民族学院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成立和开学最早、筹备建设速度最快、办学起点最高的高等院校之一。

1957年刘格平同志卸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接任院长后成为学院的第三任院长。1959年,学院建立了艺术系,它是在舞蹈班和文工团部分团员的基础上建立的,设立了音乐、舞蹈、美术等几个专业;1963年,学院又建立了汉语系,使得学院的科系建设具有了一定规模,专业设置也基本合理配套。


1957年6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师生

(前排左起:包尔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叔通、陈云、邓小平、刘格平)

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教授和师长,刘春给学院师生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也得到了高度赞誉和评价:“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学识精深;为人诚恳、品德高尚、厚道民主、平等待人;能够倾听不同意见,能够因势利导妥善处理和解决各类矛盾问题;既是有艺术的领导者,也是有渊博知识的学者,更是一个热爱各族师生的长者”。

五、倾心竭力文教事业,热情指导学术研究

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刘春虽然行政和党务工作比较繁重,但还是竭心尽力地从事了大量文化教育和科研学术工作。

1951年8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郭沫若亲自聘请刘春担任研究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刘春积极参与了相关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具体指导工作,主要都是由他主持负责的。

为了加强文字改革工作和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1956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了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郭沫若、康生、吴玉章、陆定一、林枫、张奚若、老舍为副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刘春和许多社会著名人士和学者担任了该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丁西林、丁声树、王力、王芸生、朱学范、吕叔湘、沈雁冰、吴冷西、邵力子、周有光、周建人、周扬、周新武、罗常培、林汉达、胡乔木、胡愈之、胡绳、xxx、范长江、夏衍、韦悫,陈克寒、曾昭抡、梅益、梅兰芳、黄松龄、董纯才、叶恭绰、叶圣陶、叶籁士、邓拓、蔡畅、钱俊瑞、萧三、萧华、谢觉哉、萨空了等诸多领导、专家和学者。刘春与有关委员对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宣传和指导工作。

1956年6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刘春非常重视关心这次会议,对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总结了解放后的全国民族教育工作,讨论和研究了《1956-1957年全国民族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刘春和教育部的副部长董纯才、林砺儒,专门为会议作了工作报告。

1956年春,毛主席把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委托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同志负责。毛主席指示说:“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这些事情,早做比晚做好。早做能看到本来面目;晚做,有些东西就要没有了,只能靠回忆了。我看这件事就请彭真同志主持吧,由全国人大民委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专家、干部进行此事”。 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在彭真同志的具体领导下,于1956年6月成立了有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的调查领导小组,当年就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抽调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大专院校师生200多人参加,第一批调查了20个民族,整理出不同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第一手资料约1500万字。刘春积极指导并亲自参与了有关调查活动。

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成立,1959年2月刘春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命为民族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刘春为民族研究所的初建、研究方向的把握、学术研究的探索,倾注了许多心血,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同时,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并且调查工作又增加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8个调查组,共计16个调查组,调查组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直到1964年,调查工作才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调查组前后共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宇;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专门按民族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风俗习惯的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宝贵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的基础上,已经得到确认的每个少数民族都写出了《简史》、《简志》,或者《简史、简志合编》的初稿,这些史志初稿共完成了57本,详细地、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为我国少数民族的确认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1961年2月,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刘春担任了委员会的主任,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是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委员有赛福鼎、范文澜、吕振羽、喜饶嘉措、夏康农、白寿彝、王冶秋、翁独健、谢扶民、吉雅泰等20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和学者。刘春积极参与和领导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有关工作,主持和完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三套丛书的编写工作;


1965年8月刘春与历史学家吴晗

1962年民族研究所与少数民族研究所合并为民族研究所,尽管刘春辞去了研究所所长职务,但是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又聘任刘春为民族研究所的学术委员,郭沫若院长对他在民族研究和学术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十分重视。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刘春仍惦念和期盼回到自己长期工作过的民族研究和文化教育领域,xxx同志当时也非常关心,中央组织部和一些老同志也曾研究和建议他到几个著名的大学或教育部门去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如愿。

刘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重新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秘书长、院党组成员、党组常委、中国科学院顾问。他虽然没有能回到他所熟悉的社会科学和民族研究领域工作,但还是十分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科学进步事业,以及为著名科学家和院士做好服务与保障工作。1982年4月,刘春作为中美基础科学合作联合工作组中方组长,赴美参加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并进行学术交流工作。他还曾陪同和率领许多著名科学家出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如金属和材料专家郭可信、生物化学专家曹天钦、低温物理专家曾泽培等。他曾经先后赴芬兰、丹麦、挪威进行过科学访问,并到法国、美国、日本检查过出国人员进修和讲学情况,为鼓励出国人员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做宣传鼓动工作。

刘春关心过中国科学院高能报所对撞机的研制工作,也了解过“八六三”计划的实施情况。他积极广泛地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与科学家,如著名科学家华罗庚、严济慈等,关系就十分融洽,他对他们的科研事业、入党问题和生活十分关心,华罗庚、严济慈等也都曾到刘春家中作客。

尽管文革后刘春离开了民族和教育工作战线,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民族研究工作,并花费很大精力编写了《刘春民族问题文集》、《刘春民族问题续集》、《关于民族工作的回顾》等学术著作。

另外,早在1936年刘春就参加了爱国知识分子组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刘春从年青时代就与爱国知识分子为伍,他担任了中华解放行动委员会北平工作团书记兼组织。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2月刘春被增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选举为六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8年12月刘春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9年10月刘春被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1982年3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刘春与卢嘉锡

六、病中牵挂寄望民大,在教育史上独树一帜

2001年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刘春已卧病北京医院,因体衰和行动不便,未能如愿出席民大校庆的庆典活动。但他仍然难以割舍民大的师生,仍然关心和牵挂着民大的未来和发展。

2001年5月,刘春抱着病躯致信民大的荣仕星校长和王彦书记:“谨请代我向辛勤地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中央民族大学广大教职员工和全体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刘春对中央民族大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与科研水平、教学设备、校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变化和成绩,感到欣慰,他也为中央民族大学已经建成为一所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大学,感到无比高兴!

刘春经常回忆起那样一个历史片段:1953年7月13日晚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当讨论到“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时,毛主席说“苏联办东方大学,我们办西方大学”。毛主席说的“西方大学”,就是指中央民族学院,因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毛主席为与苏联的东方大学相对应,而把中央民族学院说成是“西方大学”。 毛主席始终关心着中央民族学院的办学和发展,并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亲切接见过中央民族学院的师生。

刘春曾经感慨地说:“在我的革命经历中,曾经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做过多年的服务与后勤工作,因此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奠基人,刘春对民大寄予着厚望,他在致荣仕星校长和王彦书记的信中,表达了殷殷之心:“祝愿和期盼中央民族大学能在我国教育领域和教育史上独树一帜,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增添光彩,谱写新篇!”

2002年3月11日,刘春走完了90年的人生之路,带着遗憾也带着期望,与世长辞。


庆民大六十华诞,怀奠基师长刘春


庆民大六十华诞,怀奠基师长刘春

我们相信,中央民族大学一定会沿着中华民族振兴的道路,攀登民族教育的高峰,谱写出高等教育事业的更新华章,以告慰刘春等老一辈民族教育家和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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