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末代农民”代际断层引担忧:将来谁来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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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九江   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在德安县丰林镇大畈村,当地农民们正忙着灌溉和补种棉苗。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不少栽种的棉苗已经枯萎,新一轮的补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这让一些村民感到力不从心。60多岁的村民张金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农忙时不能提供他任何帮助,之前他请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请人的话成本又增高,更何况他担心今年棉花的价钱不及往年。   “本来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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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九江


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在德安县丰林镇大畈村,当地农民们正忙着灌溉和补种棉苗。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不少栽种的棉苗已经枯萎,新一轮的补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这让一些村民感到力不从心。60多岁的村民张金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农忙时不能提供他任何帮助,之前他请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请人的话成本又增高,更何况他担心今年棉花的价钱不及往年。


“本来还想种点水稻,但是干不动,种棉花又遇旱灾,能干多少干多少。”张金无奈地说。已是满头白发的张金只是村上衰迈老农中的一员,因为缺少青年人,村庄显得冷冷清清,与绿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反差。


种田少了接班人


这个丰林镇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绝大部分青年像张金家的孩子那样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代指老人,这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形成的最庞大的队伍。


城市化像个黑洞,吸走农村的年轻人。随着青年弃乡投城,留在村里的农民日渐衰老,种田面临没人接班的境况。


“儿女们不愿意回来种田,说不定我们成了‘末代农民’。”前不久,在农业部组织开展的“百乡万户调查”活动中,就有农民发出这样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谁来种田?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坦言,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突出。


“好在现在种田不需要长时间守在田边,七八十岁农民也可种田。”湖南衡阳三农问题研究者、前水利水电局局长刘放生认为,农业已成为产前产后“两头在外”的产业,种子、肥料、农药、农田翻耕、收割、灌溉(小型以上灌区)等环节依靠花钱购买,产品大部分外销。“除了育苗、移栽、日常管护等由农户自理外,其余的产前、产后环节,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钱,就有人上门服务。”


但是,用资本替代劳力,机械替代人力畜力,却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农资上涨,尤其是粮价长时间停滞不前进一步削弱农民种田的意愿。尽管国家早已取消农业税、并且每年给农田实现一定的粮食补贴政策,但是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导致抛荒成为不少农民的选择。


“现在种田属于没什么事的人才去做”,大畈村村民金林一句话很平实地道出了农民的心态:由于种粮收入低、种田风险高,一些过去视土地如命根的老农,如今视土地为鸡肋。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


张金有一门木匠手艺,如果在县城建筑工地找份工作,最高一天可赚到150元。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就算是在一个县城的工厂里打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一千来块钱,一年随便也能赚万把多块钱。但是,像我们种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夫妻两个人种10亩田才能赚到一万七八千块钱,吃的苦完全不一样,而且还要赶上好年景。”


在大畈张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农民,“40多岁的农民即使呆在家里种田的也少,大多还是在外有些副业的。”老村长张友笔介绍。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里。”刘放生感慨到,从2004年开始,他对衡阳县石市乡53个村进行调查,当时全乡52784人,其中 15-45岁年龄段的青壮劳力26000余人,身体正常的(不包括在校、当兵和在本乡的公职人员)、仍在农村居住和间隙进行农业生产的,不足2000人,其中从事全职种养的劳力几乎没有,多是在附近集镇经商、运输、技艺为主,农忙季节兼营农业。


“目前,全乡青壮劳力还有所减少,该乡双河村560多人,已进城就业和居住的人口达430余人,从事农业田间劳作的仅50人左右,全是5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64岁,年龄大的80多岁,其中平均65岁以上的占50%以上。”


刘放生介绍,这些50岁以上的种田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本地城乡就业者,农忙时回乡兼营耕作,占20%。二是留在乡下带有孙子女的“蹒跚老人”,占60%。三是少数外出无门的准老年人,约占10%。四是一些回乡建房或短期照顾病痛的在村老年人,顺便耕种,占5%。五是一些在城镇公共部门就业的“半边户”,退休后回到生养之地,经营田园,养老归山,占5%。“近年回流的农民工中,45岁以下的,在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几乎没有。”


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


“年轻人极少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不无担忧地说。


最近,大畈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准备选村长,大礼堂满座的村民,不见几张年轻的面孔,村长一职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现在村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了。”当一个个青年奔向打工的城市时,村民在聊天时发出这样的慨叹。


江西大畈村只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前不久回了一趟山东平邑老家,类似的“空心村”现象让他感到心寒。“许多家的大门都是‘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一个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尔见到几个老人,听不到孩子的游戏的笑声,听不到妇女的歌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在其描绘村庄萧条景象的著作《中国在梁庄》中写道,处于颓败状态的乡村,其内在精神和伦理道德一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梁鸿看来,这一代农村青年与乡村、土地是隔离的,这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他们对土地对乡村对自身的文化都没有兴趣,没有完整感知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存在,即使出生在农村,这些孩子长大后还是不愿意当农民。”梁鸿说。


城市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每逢春节,返乡的人们都在谈论着在哪打工、赚多少钱,这会给滞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以心理压力,“呆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出去打工吧”,邻里乡亲的议论给年轻人外出提供着心理支持。过完年,新增和已经外出打工青年一起离开家乡,随波逐流。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即使是不外出打工,他们也会就近选择县城,“县城是否有房也成了农村女孩找对象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青年逃离农村,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逃离。


梁鸿认为,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包括80后、90后农民可能真正是农民的终结,他们更像是末代农民。“这是几千年来农村不曾有的景象,不仅是社会生活逼他们,而是内在成长或情感与农村都没有联系。”


化学者摩罗对自己的家乡江西都昌万家湾作了长期的跟踪调查,他有同样的看法:“青年人完全拒绝当农民。”摩罗认为,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可农民这个身份,即使不出去打工,他们也不愿作农活,他们认为自己还是有机会出去打工,“青年认为自己与农民这个职业无关,不再认可这个职业和身份。”究其原因,摩罗认为,自古以来,农民地位就低,而打工是一个逃避农民身份的出路,“只要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不逆转,年轻人是不会回来当农民的。”


尽管未来农村的经营方式和模式会改变,中国未来也许会涌现更多年轻的职业型农民,但摩罗认为,那时农民的概念已经变了,至少不会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代农民可能真是末代农民了。”


挽救农民断层


现在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做中介的曹兴,自从中专毕业后就到大城市里谋职,发过小广告、在餐厅做过杂工,即便生活境遇再怎么窘迫,他也不愿回到乡下帮父母种地,“种粮食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谁愿意回去?当然,如果年收入有两万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这些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农业比较效益太低,”李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在曹兴这一代新生代农民来说,他们既不熟悉传统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又不熟悉现代农业技术。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中国县域经济报》内部参考曾刊文分析衡阳市农田抛荒的原因时提到,上世纪80年代农村出生的人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有人戏称之为“末代农民”。


不过,李昌平认为,中国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现在至少还有1.5亿人,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是80年代之前出生的。但“末代农民”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一,中国现在不是农民少了,依然还是农民多了;第二,80后不做农民了,不是绝对的,只要农业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仅80后会返回农业,90后也会搞农业。


“中国只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是不会缺人种田的。”李昌平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提高粮食价格。日本政府要以11至12元人民币/斤的价格收购,否则,日本农民就不愿生产稻谷。而中国水稻价格从1990年至今,只涨了大约5倍;同期生产资料涨价超20倍。农民工工资二十年来涨了5倍,同期公务员工资涨了40至60倍不等。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指出,解决“将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关键是在加强农业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一是要培养种养大户,二是大力推进人才强农战略,培养农村的实用人才,尤其是农业技术人才,三是多种途径、多种渠道开展农民培训,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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