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没有权利说农民没素质的就是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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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em022]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素质常常挂在嘴边了。特别是这些年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就成了许多人谈论的话题。 我不想为农民以及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素质水平整体低辩护什么,我只想说,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说农民素质低,唯独城里人没有,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根源。 农村人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十六分之一。这一点你感到很不可思意吧! 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

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素质常常挂在嘴边了。特别是这些年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农民工的素质问题就成了许多人谈论的话题。

我不想为农民以及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素质水平整体低辩护什么,我只想说,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说农民素质低,唯独城里人没有,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根源。


农村人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十六分之一。这一点你感到很不可思意吧!

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每支出100亿的高教经费,80亿实际是用在了城市人身上;另外,铁路部门对大学生半价的客运服务优惠的补贴,80%的部分也实际上是补在了城市孩子的身上去了。

难怪,我们的城市人一直鄙视农村人的素质,他们的"素质"的确是高呀!这样为了算计农民而搞出的"制度设计",他们差不多是好处占尽了!




以下为抄自网上的某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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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造成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平等。

大家都知道,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至少在2002年之前是这个现状。

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然而,就在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

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制度设置造成的教育的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平等。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真不知道我国的《全民义务教育法》是起何作用的!

于是,在中国农村就有了无数渴盼上学的"大眼睛"。 那么排除政府经费投入的因素,农村人又可享受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呢?答案是农村人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十六分之一。这一点你感到很不可思意吧!

很多人通过相关材料--比如《南方周末》的文章--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2:8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是7:3。很多人为这个局面何以出现而感到迷惑,继而感到愤怒。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可能要比上面材料公布出来的更糟糕;另外,我还要简要分析一下,这么糟糕的局面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 调查中显示,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两个数值,我在下面引用时将它们四舍五入,变成80%和20%)。如果我们承认"一管可窥全豹",如果我们承认统计学中随机抽样可以反映全局的大致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通过上面的材料得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真的是农家子弟天生愚钝,不可教化?是他们在考试的竞争中敌不过城里人?

有这么一个刊载于中国财经报的消息: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我们的社会公众、我们的政协委员为同一批学生做完全相同的高考试题,却因录取分数线的划线不一,北京考生比湖北等地考生少100余分的差别而愤愤然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想到:许多农民的子弟,他们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就被极其不平等的中考分数线排挤在高中学习,和专业(职业)培训机会的门槛之外了。

也就是说,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从很早的时候,就丧失了靠近高考起跑线的机会!

从上述事情可以知道:中国居民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绝不像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在地域间--比如北京和武汉之间存在,或只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存在。

人们长期漠视了一点: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存在得更严重,表现得更恶劣,时间上更长久。它已经反映在一个人所必须经受教育全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可以说,城市权势阶层制订的对农村人民教育权利的歧视政策,从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在1998年的长江抗洪之年里,大家记得了一个"高建成"的名字同时,也会记起一个地名:湖北的"簰洲湾"。在簰洲湾所在的这个叫做"嘉鱼"的县,设有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该校的学生生源大部分(可能达到七成)来自本县的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本县总人口的两成。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是县城里出生的孩子比乡村出生的孩子聪明一些、勤奋一些吗?不是!原因在于:该县教育部门长期是这么设定的录取分数线的:要进入这所学校,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成!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高考是一场赛跑的比赛,许多的农村人,遭到了权势暴力的野蛮干预,致使他们的终生只能对这条起跑线遥遥相望,更不要说会存在着走进这个竞技场一显身手了的机会了……

许多农民的子弟无比悲愤地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是不幸地来到了这个世上,不怕你不学无术,就怕你投胎无术!

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运算: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10"个"果子")是这样分配的:仅仅占"2"成的城市人分得了"8"个"果子",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4;另外的一组,4倍于城市人的农村人口数量,即"8"成的农民阶层,分得了"2"个"果子",每个单位得到了0.25。最后,通过4除以0.25,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大家知道,在今天,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每支出100亿的高教经费,80亿实际是用在了城市人身上;另外,铁路部门对大学生半价的客运服务优惠的补贴,80%的部分也实际上是补在了城市孩子的身上去了。

难怪,我们的城市人一直鄙视农村人的素质,他们的"素质"的确是高呀!这样为了算计农民而搞出的"制度设计",他们差不多是好处占尽了!

要知道,即使是在我们一直诅咒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时代里,选拔人才的"分母",也是基于全国的民众呀!

中国社科院的雷颐研究员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曾经说,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属于"稀缺资源"。众所周知,中国的稀缺资源的调配权,完全是控制在城市权势阶层手里。很显然,多少年来,他们为自己的阶层利益,捞了多少不该得的好处……

教育是攸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事。这是常识。可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教育权被人的这么个"玩法",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算是一种丑陋的局面,丑陋的现实。

下层的穷人们渴望改变这种现实,也呼唤着司法的监督和干预--因为,在我们这个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并不缺乏"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的法律条文。

中国农民受教育难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众多农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更是难于上青天。且不论高校招生上巨大的城乡差别,即使一个农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能否供得起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我们采用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并作一定的计算)来说明。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则人均可支配生活消费现金(用于2000年)=2200元-除农业税以外的负担200元-生产性指出660元(2200×30%)-自留口粮折合200元=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进一步分析各个省份的每人纯收入我们又发现:每人纯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年02月04日)。

农民不增收,而学费却连年上涨;一个农家孩子即使考上了大学,家长也只能"望学兴叹"! 为了子女升学,农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远离故土出外打工的、卖血的,为数不少。

重庆的一位姓周的先生痛称,为了儿子的学费,"卖啥都行"。

2002年秋季开学时,陕西省渭南市一位女生为了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给某报社写了一封征婚信,条件是"凡愿意供我上完大学且经济宽裕者,年龄下限,地区不限",她说"眼下只能以学业为重,为了理想,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包括爱情"。

令人心痛的"包括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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