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台湾就义

白晨阳 收藏 0 937
导读:“红色女特工”台湾就义 60年后终归乡 2010年12月9日中午,一架从台湾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抱着一个旅行袋走下飞机。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踉跄着接过旅行袋说:“外婆,回家了。”那旅行袋里,是一只淡黄色的骨灰坛,坛上写着“朱谌之”。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时到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五卅”惨案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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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女特工”台湾就义


60年后终归乡


2010年12月9日中午,一架从台湾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抱着一个旅行袋走下飞机。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踉跄着接过旅行袋说:“外婆,回家了。”那旅行袋里,是一只淡黄色的骨灰坛,坛上写着“朱谌之”。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时到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女师的学生们纷纷成立学生协会,出席联合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为首的是朱谌之的同窗、老革命党人陈修良。正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两人结成了生死友谊。


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媳妇,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而朱谌之还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学习过书法并深受赏识。


朱谌之当时叫朱桂凤,她请求沙孟海帮她重新起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应她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这个名字,朱谌之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


不久,朱谌之远嫁沈阳。


变卖婚戒支持革命工作


朱谌之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9年,朱谌之在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简称台少团)后,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当时,由于大后方革命出版物资匮乏、经济很困难,为采购印刷物资,朱谌之变卖了结婚时的一枚3克拉婚戒,换来了3200元钱。


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为经营书店,实则也做对外联络和掩护的工作。书店,当时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一家人为革命萍漂絮飞


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尽管如此,朱晓枫却记得那年母亲送自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吴淞口的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永诀。”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回忆起自己寄养在上海淡水路时母亲来看望他的情景:为了掩藏身份,那时候,他管她叫“外婆”,却能感觉到这位“外婆”对自己特别的疼爱。“只要一有空,‘外婆’就会来看我,经常问我学习情况,晚上,还会抱我去她的床上睡。”


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1949年10月,朱谌之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9年11月,朱谌之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的名义,找到了当时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书记蔡孝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那里,前后7次获取了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等情报。


但正当朱谌之即将顺利完成任务回家之时,蔡孝乾被捕并叛变了革命。朱谌之紧急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浙江舟山,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却终于没能躲过搜查。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沈家门被捕。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死时,年仅45岁。


2009年,上海的潘蓁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谌之传记的潘蓁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朱家人。因为不敢确认死者是否就是朱谌之,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寻访遗骨下落。


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区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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