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会战后,国军自称大捷,但问题是国军方面的兵团司令、师长和旅长玩完一堆,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共军抓了去了,而国军却没能抓到人家什么纵队司令、师长这类的,更关键的是,一个月后,从豫东战场上‘溃逃’的华野各部却是让“大捷”的国军眼看着济南城陷,却无所作为。


区寿年被俘的真相是,其以四辆坦克横冲直撞扑向共军,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其实本来共军是拦不住坦克的,可是国军在做防御工事时太实在,出入口都用沙袋围的高高的、厚厚的、死死的,区长官的坦克想出去了,左冲右撞,怎么也撞不开沙袋做的工事,这才有机会让共军爬上坦克,无奈只好停下。


区寿年司令兵败被俘,其斜睨共军小兵,厉色喝令“我和你家粟司令是朋友”。结果共军小兵们认为“我们粟司令哪有你这样的反动朋友”,群殴之。后来共军小兵们发现他是区司令后,打算把他送到司令部,但在例行搜身时,发现其携带的战地通缉令上有粟裕照片,共军小兵们愤然,于是区长官又被揍了一顿


沈澄年整75师原本是配属整5军的,但沈澄年却与邱清泉成天吵架,结果徐州陆总嫌他们吵着烦,就将整75师划给新建的区寿年第7兵团去救援开封,后来邱清泉听说第7兵团在龙王店被围之后,很淡定的说了句“整75师要是跟着我,共军哪里敢招惹,沈澄年愿意跟区寿年在一起,就让他尝尝挨打的滋味!”


国民革命军第66军,淞沪会战,他们坚守刘家行;南京保卫战,他们拼死突出重围;武汉会战,他们浴血南浔路;可就因为他们是“粤军”,桂南战役,国军惨败之下,就被蒋某人拿来做了替死鬼,甚至被撤销番号......这个66A的番号后来被陈诚搞去了,成了土木系的部队。蒋公如此对非嫡系,还真“积极抗战”


衡阳会战,方先觉投降,有日本记者问“投降和运是否军长之意见?”方答“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这就是这个“降日师长”的气节咩?


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第18章“战争结束”中这样写到:“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高斯写回来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着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到“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


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第二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 准备下一次作战”中记载:“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国军真给力啊,居然能够让日本陆军上下官兵都充满期望......



当国军士兵在前线吃不饱饭的时候,日军却是“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 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遂赣作战 从赣州到新城”


:“虚报战功及夸张战果,为古今中外交战国常有现象……但是纵如是,其虚报与夸张,以败作胜,以敌方自动后撤为‘大捷’未有如国军之经常一贯。”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是打脸果粉啊,人一个国民党军官都比大陆的SB果粉看得清楚,真是讽刺啊!!!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中译本1981年版第56页:“9月某日,为做好接受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路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亲爱的果粉们,你们可以说“日本防卫厅内充斥着共谍”


《华北治安战》记载“参谋本部田中第一部长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从这里看,日军并不是没有能力击破国军,而是担心如同华北样,占领区沦为“游击区”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记载“长沙疏散时,各级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军部副官处负责控制船只,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五艘火轮装出。城防团第59师177团与警备部官兵,以强迫疏散为名,大肆发洋财。”


刘峙询问救援黄百韬的办法,第72军军长余锦源大言不惭的吹牛说,他“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解黄百韬之围”,而战车团长赵志华更是吹牛说,他可以“亲率战车解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可以单独打到碾庄”。结果死伤惨重,却无所进展。而部队的惨重伤亡更使得二人连连叫苦,说什么不能再攻了。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而投降国民党军多达50多万,这意味着伟大的国军在抗战期间的投敌人数是超过其杀敌人数的。


英国人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版21页:“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欧洲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型号)。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中夺取。”......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又有“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请问果粉,为什么日军经常对共军进行讨伐战,且经常有小部队被歼灭啊?


《大本营陆军部》中册第367页记载“畑总司令官在(1942年)5月25日的日志中曾有如下记载:……乘蒋军攻击共产党军之机,促使国共相争激化,将有施展谋略之余地。”请问下,是谁给与了畑俊六所率之日军以机会?为何日军会记载“乘蒋军攻击共产党军”,而不是“共军攻击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主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四章第一节,“占领区将按下述要领进行治安肃正。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则对江南地区进行收缩性的整顿。”请问果粉们,为什么要对国军作战的正面收缩兵力啊......


“1944年末,我们越过长城线,进入遍地八路,已化为赤色海洋的北支。直到终战,我们都在河北东部作为北支特别警备队司令部直辖步兵大队担负责讨伐作战。在行军时曾通过密云,当地虽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却难出城一步,完全是困守状态。使我们更意识到自己是到了怎样可怕的地方。”出自《白善烨回忆录》


《中国惊雷》一书记载“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甚么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

白修德曾经这样记载过壮丁营的死亡情况“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据说还有一队一千名的壮丁,由于训练官员的失职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

“壮丁营内的壮丁吃到的比挨饿度日的士兵还要少些,有时他们连水都喝不到。他们当中许多都被剥了衣服而睡在泥地上,他们被鞭笞:死掉的壮丁底尸体可以放在那里几天不管;在许多区域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出自《中国惊雷》一书

白修德曾经这样写到壮丁的价格“在成都,一个黑市的壮丁--被这种巡逻队绑架而去的肉票--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

中国惊雷》记载:1943年,有位中国记者奉派至鄂西,对鄂西大捷作一报告。中国报纸把这次“大捷”吹成为可和斯大林格勒相等的胜利。他在此役结束很久之后写下一篇通讯,这篇文章未得刊出,是幻想破灭和失望的范本。这位记者并未发现胜利,却发现此役华军损失了七万至八万人,敌军损失了三千至四千人。

《中国惊雷》记载“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在官长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训练班里的美军人员抱着嫌恶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晒在炙人的太阳下,直至昏倒为止。”

“譬如,一个师长领到了一万人的饷银和军需品,应该层层发放给他的部下。但花名册上有一万人的一个师,实际上也许只有九千人或七千,或五千人!花名册上的兵力和实际兵力的差数,就可以衡量一个指挥官塞入腰包内的钱究有几何。不仅如此,他给活着的兵士吃得愈少,他的利润愈多。”出自《中国惊雷》一书

白修德这样写到国军吃空饷“揩油之弊,在中国军队里不胫而走。薪饷表是虚报的。米账是虚报的。这弊病弄得这样彰明昭著,以致将军们认为贪污是自己的权利。每师应有一万人左右,但很少有一个师在六千人以上-而且光是补充病兵死兵,也得经常征调新兵入伍。至1943年,有些部队每师官兵少至二千人。”

西奥多·H·怀特的《中国惊雷》记载“受训之后还活着的壮丁到达前线军中,其境遇比被征时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中国军队是在战场上慢慢饿死的。如果运气好,官长诚实,而且一切都按照规程办理的话,中国士兵所吃的是米饭和蔬菜。他的口粮照规定是24两米一天,但是十分不足的。 ”

西奥多·H·怀特的《中国惊雷》记载“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了。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西奥多-H-怀特,中文名字“白修德”,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与贾安娜合著《中国惊雷》,对国民党军虐待抗战壮丁,有过非常详细的记载,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

山东省档案馆藏的八路军山东军区1945年6月《情报汇编》记载:1944年春,日军从华北抽兵太平洋战场,山东的日军锐减至25000人。这减轻了对山东国民党军的威胁,山东国军力量较前有所发展,到1944年6月达到81000人。但1945年春,日军大量增兵山东。国军投敌者又有所增加。至6月,山东国军减至67810人。

米高扬曾写到毛润之索要外蒙一事:“毛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

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蒋某人曾如是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新民报》(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华社(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约占半数。而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进谒郑副长官。”

稻叶正夫编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约四十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三十万人左右。”

岗村宁次回忆录》“这些将领(山东张店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对我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


抗战期间,国民党抓兵一千多万,可是根据当时中国红十字会长蒋梦麟教授统计,几乎绝大部分再上战场之前,就死在自己人手里,他估计的被折磨而死的壮丁有一千四百万。战场上,许多士兵饿死、病死,甚至被自己人当作累赘,活埋的时候(见李宗仁回忆录),他们的口粮却被军官们拿到黑市换钱了。


1946年4月8日,岗村宁次写信给汤恩伯、何应钦“我为两件事深表遗憾,死不瞑目:一是我在中国事变八年中,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可是我未能彻底消灭他们……”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期作战,师团从17日以后,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南下,对马壁村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21日夜间,从沁水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梁培黄第61军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

徐东之战后,国府大肆宣传徐州“大捷”,满街张贴标语,甚至黄百韬部覆灭,南京方面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等人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一记者问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而这个杜老总则是回答说:“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


徐州撤退,第2兵团所属王屏南补充旅遭解放军歼灭,但第16兵团派去接替防务的胡临聪第41军122师黄伯亮365团却不知,解放军告诉联络军官“我们就是补充旅,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休息休息,再去接防。”联络军官回去报告说已同友军接洽好,于是365团整队进村,猝不及防,即被解放军消灭。


一战涟水前,张灵甫对李良荣的整编28师不屑一顾,认为整74师足以打下涟水,整28师只需在后面“等着接受涟水”就好了。结果一战下来,涟水不但没拿下,整74师反而差点被共军合围,更搞笑的是,被张花瓶丢在一边配属作战的整28师192旅却为了策应整74师撤退,而拼命抵抗共军,以至于蒙受重大损失。


华野主力发起宿北战役,拼命殴打戴之奇整69师,张灵甫趁着涟水空虚,夺得该城,只不过这二战涟水,张灵甫可不敢妄自尊大,除了整74师外,还有李良荣整28、桂系第7军171师等部配合,这才得以用“优势兵力”夺得涟水。可以说,攻取涟水的辉煌,是建立在戴之奇的尸体和整69师覆灭这个结果上的“胜利”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 《汪精卫“建军”记》一文中记载“国民党74军张灵甫全盘接收了为数不多的警卫三个师”,作者曹玄庆是1941年考入南京伪中央陆军教导团及军官学校的学生兵。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刘措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记载:汪伪的三个警卫师和一个警卫旅,在1945年9月蒋军第74军的51、57、58三个师开到南京地区时,就把他们全部编并了,计邱维达的51师编并了伪警卫第1师和伪警卫旅,57师和58师别分别编并了伪警卫第2、第3师。


1930年9月,王耀武任独立32旅第1团的团长,而独32旅的旅长则是刘峙之侄、黄埔二期生刘夷。1938年,时任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的刘夷被俘投敌,并出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汪伪中央警备军独立警备旅旅长等职。1945年10月,刘夷所部被编入王耀武的起家部队-74军,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讽刺......


孟良崮之战,张灵甫命令57旅陈嘘云旅长立即上孟良崮,部队由明灿副旅长,参谋长王重之、170团冯继异团长等人指挥,逐次撤至孟良崮。结果陈旅长刚上山,明灿和冯继异等人就上山了,但部队却未上山,后来才知道57旅已完蛋,原因是部队在转移中时,找不到负责指挥撤退的明灿等人,因而失去指挥,溃散了。


孟良崮战役最后时刻,整74师所属57旅陈嘘云旅长命令该旅第170团冯继异团长、170团2营何叔良营长应该不避枪弹,抱定牺牲之决心,迅速下山,收容溃散部队,“不管是哪支部队的,一并带上孟良崮来,再做处置”。结果命令下达后不久,山上的陈旅长成了共军的俘虏,而冒死下山的冯团长却成功回到临沂......


张灵甫就任整编第74师的师长一职后,对提携自己的王耀武在军内的一系人员进行清洗,有能力的军官或被逼走,或被清闲,张还大肆培植自己的党羽,结果,这些没能力没资历的军官是后来74师覆灭的原因之一。就这样,后世果粉还吹什么张是“纯粹的军人”,其实张就是“个忘恩负义、滥用亲信”的笨蛋!


其实李天霞的整83师更像是收容所,军内塞满了从74师被扫地出门的军官,加上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内的那些人,原先74军的底子早分化了。在张灵甫的压制下,许多人只能去济南投靠老长官,陈嘘云不也被逼得想去济南嘛!!


本文内容于 2011/6/9 7:51:05 被长津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