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的官办经济》 原著: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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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一)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

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一)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一个国家不可能连续经济增长30年”。这个“规律”,将被中国的官办经济轻而易举地终结,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再增长20年。

再如,按照各种合理的标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里是个顶级阔佬,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气势实在令很多人震惊甚至无法接受,想不通。这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源也在于中国搞出来的官办经济。

再比如,中国金融机构的坏账数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外国的估计,都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规财经理论都不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数据出现。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术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术?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术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

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

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

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四)官办经济--不懂具体经济的老毛同志

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

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人无压力轻飘飘,江泽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亿公斤水果,或者想要500万台彩电,只要1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明了着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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