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国民党伞兵1944-1949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不想上学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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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地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抗战期间,国民党的陆军中央军校设在遵义)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 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作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青年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军队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1944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避难的人们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避难的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中国军队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青年男子概不欢迎。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 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予休学”——算是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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